“对家人我满怀愧疚”

　　在我最困难时，妻子没有嫌弃我，如今她有难了，我怎么可以弃她而去呢？做人，要有良知和道德底线。如果我那样做，我就打破了做人的底线，不会有幸福的。

　　一边是不计回报、倾其所有地助学，一边是风雨飘摇的老屋，多病的老母亲，身患重病的妻子，智力障碍的小儿子，甚至大儿子上大学还要为学费发愁。

　　汪金权的老家，在离张榜镇约20里路的狮子镇郝子堡村。老家的几间土砖房，还是上世纪70年代所建，因年久失修，去年3月份，随着一场暴雨的降临，房屋后檐一处垮掉了，山上的泥沙瞬间冲进了屋子里，一家人不得不出去避了几天。和汪金权在四中的宿舍一样，几间土屋里同样是家徒四壁。除了几张木桌、木椅和木床外，只有地上堆着几袋粮食，没有任何电器，厨房内粗锅大灶，柴禾烧出的黑烟将几面墙壁熏得一片漆黑。

　　郝子堡村的村支书汪洋生告诉记者，在该村，汪金权是最贫穷的吃公家饭的人，像汪老师家那样的土砖房已不多见。曾经也有人不解：汪老师一个月几千元工资，都用到哪里去了呢？后来大家才知道，汪老师都用于帮助贫困学子了。

　　1988年，汪金权调来四中后，便和康娇生在老师顾凤鸣的操办下喜结连理。可是幸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在大儿子汪品超出生后不久，康娇生的情绪有时变得异常暴躁。生下小儿子汪品洋时，康娇生的病情变得非常严重，经常发狂，砸坏门窗，还到处乱跑。此后，汪金权经历了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汪金权把病妻带在身边整整两年。精神病人需要耐心细致的照顾，汪金权精心照顾她，耐心地安抚她的情绪，不管妻子作出何等出格的举动，他从没有一次发火。他还专门买来精神类书籍自学，从中寻找治疗的可行方法。平时，他给妻子梳头、洗脸、穿衣、喂饭，还经常带她到外地去求医问药。

　　在汪金权的精心照顾下，康娇生的病情慢慢稳定下来，如今已多年没有再犯了。除了基本自理外，有时还能帮着老母亲干点家务活。有一次，汪金权上课回来，见到妻子一个人在默默地流泪。他吃了一惊，以为妻子又犯病了。没想到，妻子拉着他说：“老汪，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我连一只扣子都没有帮你钉过，我是个不称职的妻子，拖累你了！”听到妻子的一席话，向来坚强的汪金权哭了。他安慰妻子说：“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的病情好了很多。你不要多想，把病治好，对我就是最大的安慰！”

　　汪金权对病妻不离不弃的举动让很多人深感敬佩，也有人看汪金权过得辛苦，劝他放弃，却被汪金权断然拒绝了。他说：“在我最困难时，妻子没有嫌弃我，如今她有难了，我怎么可以弃她而去呢？做人，要有良知和道德底线。如果我那样做，我就打破了做人的底线，不会有幸福的。”如今，妻子的病情几年没有再犯，于他而言，是最大的收获。

　　汪老师的小儿子汪品洋，因3岁时一次高烧没有及时治疗，落下后遗症，脑部受损严重，智力低下，小学都未能读完，没有劳动能力，如今只能放在老家，靠70多岁的老母亲照顾。

　　有人对老母亲说，你的儿子是吃国家饭的，不应该没有钱。可是善良的老母亲从来没问过儿子钱的事。她说：“每年过年，总有学生到家里来感谢，我才知道，他一直在帮学生。这个我没有意见，他能帮得到就帮，就怕他帮不到。只要我儿百事好，有没有新房子住没有关系。”

　　汪金权的大儿子汪品超去年考上孝感一所职业学院，需要一万多元的学费。可汪金权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亲戚们得知后，凑了一万多元，品超得以顺利入学。汪品超告诉记者，曾经，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解。可是，当他看到许许多多学生给父亲打来电话，发来贺卡；当他看到每逢放假，各地学子纷纷前来看望父亲，他渐渐理解了父亲所做的一切。他说：“父亲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汪金权的宿舍里，珍藏着一本小小的通讯录。因为翻的次数太多，通讯录已经破旧，可它仍是汪金权的心爱之物。这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学生们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无论是10年前毕业的，还是20年前毕业的，许多人他都能回忆起姓名，以及他们的求学故事。最让他开心的，莫过于听说哪些学生又有什么进步和出息了。汪金权说，23年来，自己亲手培养了1000多名孩子考上大学。如今，许多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分布于全国各地，许多学子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社会栋梁。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庭都十分贫穷，而他们的成长，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无数贫寒家庭的命运，这一点足以让他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