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东医宝鉴》这样的中医著作，在中国可以找出的与之平起平坐的著作不下于三五百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论及《东医宝鉴》的地位时说，这部书与《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典籍的地位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然而，一个事实是，地位远远高于《东医宝鉴》的诸多中医著作目前并未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论述这些话题的前提是，世界记忆遗产的评选机制是在西方倡议建立的，国人的文化自信与中国古籍的巨大价值当然未必就要靠这些所谓的“洋招牌”（现在国内一窝蜂地进行申遗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心的缺失），但借此其实可以反思中国申遗体制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以中医而言，早在2006年，中国便启动申遗，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在解释申报的必要性时认为：“通过‘申报’，可以让民众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医药的价值，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提高对中国传统医药的认识，体现以保护促发展，通过继承求创新的理念和思路”。
然而在这场中医申遗的较量中，中国依然思路老套，“只听雷声响，不听雨点落”，大多停留在“口号”阶段，因为中医药申遗面广量大，又试图“打包”申遗，然而由于规模大、涉及范围广、研究深度要求高,操作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申遗过程中，很多并未从真正文化传承的角度进行，而是纠缠于经济利益、地区平衡等非文化的因素，时至今日，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与档案中只有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档案、东巴古籍文献、清代科举大金榜、“样式雷”建筑图档等列入世界记忆遣产，这些文献当然也是中华传统文献，但其中真正称得上具有中华文化标志性意义的文献有几部呢？
相反，韩国的做法则小处着眼，瞄准目标，并充分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韩国人脉优势(有人戏称之“朝中有人好做事”）。曾经在韩国工作过多年的学者郝明义曾撰文认为，一方面，韩国在天然及有形文物申遗方面，并无优势，他们的申遗策略就一直瞄准无形文化遗产，2003年清唱板索里、2005年江陵端午祭申遗以及此次《东医宝鉴》成为记忆遗产都是这个策略的成功执行；另一方面，在政府及财团的支持下，韩国学者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申遗评委会工作。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成立“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国际评审委员会的时候，韩国东国大学林顿熙（音）就积极参与，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其后三次韩国申遗成功的幕后最大功臣。2005年韩国以江陵端午祭而申遗的时候，曾经遭到很大阻力，由于林顿熙的竭力争取，才最终顺利入选。而韩国这次为《东医宝鉴》申遗，一方面由林顿熙负责国际宣传的部分，另一方面首尔大学徐庆浩（音）则是“世界记忆遗产”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其间的人脉因素决不可小视。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对中医药的文化保卫战最初其实应采用点对点的战术策略，仅以《本草纲目》和《东医宝鉴》对决，就足以捍卫中医药文化的尊严。这一方面是着眼于国内外李时珍相关研究的成熟度,特别是其在国际上的高知名度,同时也是为了厘正被部分韩国学者的“考证”所混淆的学术视听——遗憾的是，这只是些建议而已。
《本草纲目》等中医古籍的申遗之路，到底有多远呢？
(本文来源：
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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