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大难题：如何让北方农民兵习水性 [复制链接]

　　1949年3月，十二军在安徽寿县、凤台地区水洼湖泊地区训练了半月。4月初进至长江北岸枞阳等地区，二野司令部要求十二军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渡江战役不是山地战、平原战，也不是地道战，而是河川战。长江不是一般的河，是闻名世界的大河。

　　摆在军长王近山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渡江准备工作，他必须在数天之内，把这支不谙水性的北方农民为主的部队训练成一支“水上蛟龙”，这不比打仗轻松。

　　王近山有这个能耐吗？

　　《亮剑》的热播，让李云龙一夜之间几乎家喻户晓。《亮剑》的编剧之一江奇涛就是我们的同事，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李云龙是王近山、王必成等一批战将的综合体。

　　王近山1915年出生于湖北红安高桥镇程河村许家田村。

　　如果有人给王近山搞一份编年史的话，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记载：

　　16岁，肉搏战中得“王疯子”绰号。

　　19岁，率一个团歼灭敌人一个旅。

　　22岁，三天内两次设伏震慑日寇。

　　28岁，韩略村全歼日军“战地观战团”。

　　31岁，大杨湖直捣蒋军嫡系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次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整编师。

　　33岁，双堆集生吞活剥“老虎团”。

　　36岁，鏖战上甘岭，把狂妄的美军打到了谈判桌上。

　　40岁，被授予共和国中将军衔……

　　王近山打仗敢拼命，不怕死，早在红军时期，王近山就闻名全军，冲锋向前，拼杀最猛，置生死于不顾，像个疯子一样威猛可怕。

　　1930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6岁当连长，17岁入党，以至于战士们背地里都叫他“小连长”。“王疯子”的外号是他当连长时被人们叫开的。那是在一次作战中，双方肉搏时，王近山抱住一个大个子敌人滚下山崖。他的头上被尖石戳了一个洞，血流如注，但他仍然坚持用石块结果了这个敌人，只是他的头上留下了一大块伤疤，洗头时都不敢用力搓洗。1933年10月，参军才3 年多的王近山，就因机灵勇敢，逐级由战士升任红二十八团副团长，时年18岁。20岁时，参军才5个春秋的王近山，已任红十师代师长了。

　　王近山常说：“没有‘熊’兵，只有‘熊’将。部队能不能打，决定于指挥员。”

　　当过红军的六纵老人说，那时在战场上，能经常看到王近山一手挽着缰绳、一手挥枪策马向前冲杀。王近山打仗总是身先士卒，舍生忘死。在战斗中，一发起狠来，就什么也不顾。

　　李德生也回忆说，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多次劝阻下，王近山才注意隐蔽身体。但作战中当部队攻城受阻时，他还是要冲上去，竖梯子爬上城，以致在多次战斗中，不得不派六七个警卫员跟着他，当他往前冲时拉着他，再不听劝说，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有时气得他又急又火。

　　王近山的敢打出了名，刘伯承说他是：“一人投命，足惧万夫。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点疯劲，没有不怕死的精神是不行的。这王疯子疯到顶头上了！”

　　连毛泽东也知道王近山，说：“我看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六纵的老人们说：“王司令员勇敢、果断、聪明，打起仗来充分显露出他的才干，没人不佩服。六纵这支英雄部队，就是他带着打出来的！”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在六纵刚组建时，是十八旅旅长，在他生前，我们曾多次采访过他。他也给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六纵刚组建时基本上都是新部队，并不怎么样，与其他纵队差得远。六纵能打出来，主要功劳是王近山。他有一句话，我一直都很赞成，他说，只有不能打的官，没有不能打的兵！干部抓住了，也就等于抓着部队了。”

　　　　肖永银将军还告诉我们，部队作战动员时，王近山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冲锋陷阵须快须猛，茶壶倒开水半天一点点不行，要揭开壶盖翻转茶壶，将滚烫的开水猛浇下去。”

　　　　王近山很喜欢那些能打仗的干部。他常说：“怕死就打不了胜仗，革命就不怕死。”这几乎成为他选拔干部的标准。

　　　　但王近山决不是一个莽撞的猛张飞。

　　　　王近山是个知道学习的人。他本来是一个放羊娃，和红军其他将领一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杀将出来，文化程度都不高。抗日战争时，王近山在延安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还要他多读书、加强学习，更使他心中有了一种彻底的醒悟。工作之余，《三国演义》等古今中外战争文学成了他阅读的首选。读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文学作品，朱可夫元帅的指挥胆识更令他为之倾倒。

　　　　在六纵成长起来的原南京军区副司令郭涛曾说，王近山将军喜读兵书，案头常摆书有《隆美尔战时文件》、《斯巴达克思》、《太平洋争夺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回忆和思考》、《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

　　　　王近山指挥打仗很有一套。1946年到1948年年底，他指挥打了不少的漂亮仗。到了淮海战役时，六纵动员一一○师起义，逼降二十三师，联手兄弟部队降服了在解放战争中几乎从来没有失过手的敌十一师，全歼了黄维兵团。如此十几仗下来，使六纵这支既新且弱的部队成为了一支叫得响的主力部队。

　　　　抗美援朝，王近山带兵出征，任三兵团代司令，打出了国威军威。

　　　　至于王近山以后的人生波折，那是后话了。1949年时的王近山，正在上演着一幕幕壮丽的人生正剧。

　　　　陈兵长江北岸的十二军开始了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

　　　　这是一个难题。大部分战士都是北方的旱鸭子，别说会水，甚至连船都没见过，连如何上船下船都不知道。对长江的畏惧之情在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中普遍存在，就连一向非常能打的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原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三十一师整编进十二军)参谋长李基中回忆说：

　　　　当时我们是渡江第一梯队，准备时间短，干部战士对渡江作战，顾虑很多。不但连基层指战员缺乏信心，就连一些营以上干部也有牢骚，有的甚至说：“上船前先看一看我熟悉的朋友，以后就闭着眼睛上船。”有的还写了家信，说要与家人永远告别了，有的整天皱着眉头被渡江任务压得闷闷不乐，牢骚满腹。

　　　　原十二军后勤部政委杨锦华，当时任一○四团宣传股长。他回忆说：

　　　　一到长江边，看着茫茫的长江，我们一下子懵了，这么宽的江水，我们怎么过去啊。三营搞了一条小木船，战士们很好奇，都想上去“体验”一下，结果上去就翻，一个个掉进了水里，怎么摆弄都不行。村里老乡看到了，就过来给他们讲：“你们这样不行，上去以前还要有人在岸上拉着绳子，不要让船乱动。下来时，也要这样。”结果还是不行，好不容易爬上去两三个人，小船摇摇晃晃地又翻了。老乡就笑了：“你们上去后扎成一堆也不行，要左边站几个，右边站几个，这样船就不会翻了。”摸索了大半天，战士们才把这条船“摆平”了，三营立即把这简单的常识当作一个重要的“经验”进行了传达学习。

　　那时，我们真的是有点怕长江了。虽然有过渡黄河的经验，但几经激战，老兵已经所剩无几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战士晚上睡觉时听见河水“哗哗”地响，都会产生畏惧心理。也不知从哪里听到的说法，说是长江有“江猪”，个头和一条大肥猪差不多，最喜欢拱船，一拱就翻，这种说法很快在部队里流传起来，部队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船上坐这么多人，开到河中间，不就成秤砣了吗？”“长江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搞不好就翻船，还没和敌人打就得淹死了。”“江猪比老虎都凶哩！一群一群的，再大的船一顶就翻，掉下去就得喂江猪。”“还听说，长江里有暗礁，碰上就翻船。”还有人说：“我们打个护城河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长江这么大，我们怎么打！”总之，都是没信心。

　　王近山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让各个部队先组织战士们看江，白天在内河、湖泊训练，傍晚时到岸边亲眼看一看长江是什么样，战士们看到江水倒很平静，心里才安静了一些。有一天王近山带着武英等人到长江观察地形，看到一个老乡坐在一个大木盆里，用手划着水过河，倒也没事。王近山很感兴趣，让武英把老乡叫来，笑哈哈地问他能不能给战士们表演一下。老乡还有点畏惧，不知该摇头好，还是点头好，武英忙掏出一块银元塞到他手里，老乡这才犹豫着答应了。谁知这一表演，效果非常好，战士们高兴得嗷嗷叫：“坐着木盆在水里都不会沉，长江也没什么可怕的！”老乡见战士们这么高兴，也有了劲头，几乎给每个团都表演了一遍。

　　这是部队内部的问题，做起工作来也是轻车熟路。更重要的是教育那些船工。长江沿岸是刚刚解放的地区，这里不比老根据地，干部一动员，群众二话不说，倾其所有地支援战争。共产党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是让人害怕的。人民战争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解放军即将发起的这场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更需要人民的支持。这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工作。原十二军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说：

　　渡江作战，刚开始遇到的困难很大，除了北方战士不会水，还没有船，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刚开始时，搞些老乡的高粱秆，先绑成小捆，然后再用几根木板夹着绑成大捆，但人一上去，不一会儿就沉下去了。接着就用毛竹，并排地绑起来，人一上去，还会沉。面对这些情况，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为了迅速收集船只，各个师、团的参谋长、主任都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寻找船只。这是一项很复杂，很困难和阻力很大的工作。在人民解放军向长江逼进，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时，造谣说解放军要实行人海战术，用老百姓填平长江下江南，并且破坏和拉走了大量的船只。剩下的有船的老百姓，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有的把船弄走了，有的装上泥沙把船沉入了水底。解放军就向老乡们宣传我党政策，向他们反复做工作，我们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的，一定能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如果老乡还不肯交船，就坐在他家门口，继续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们，直至交出船只。经过艰苦努力，十二军共从内河、湖泊中搜集、打捞、修补了大小船只大概有230余艘，动员船工470人左右。

　　船和船工虽然有了，但对船工进行教育，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组织这么多船工，其中还有老大爷、大嫂，他们要直接参加第一梯队作战，并且要求他们在作战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都没有把握。经过调查了解，发现这些船工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就是认为国民党的江防是很厉害的，上有飞机，下有军舰，岸上还有扬着脖子的大炮，解放军想用小船打过长江去，简直不可想象。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叫嚣：“当年曹操百万雄师下江南，战船密布，亦被滚滚长江所吞没，共产党几条破船，怎么能渡过长江？”“长江天险，###绝难飞渡。”这些对船工也有很大的影响。有的船工就开了小差，有的情绪低沉，也有的公开表示不愿意干。有人议论说：“渡江很危险，敌人对岸有大炮，江里有水雷，敌人占的南岸高，攻打不容易，过去了也活不成。”有人推托说：“江水无风三尺浪，我们船小不能过。”总之，对我军渡江作战毫无信心，死的恐惧威胁着每个人的心。仗还没打，有的船工就说：“人第一，船第二，必要时要人不要船。”有的还后悔自己家里有船倒霉，说：“不丢船要打死，丢了船全家要饿死。”有的甚至还说：“现在我已经死了，只是还没有埋。”有一天飞机在三十四师藏船的内湖打了机枪，虽然没伤着一个人，可是许多船工却抱头大哭起来，连饭也不吃了。这种情况也影响了战士们，许多战士都担心，渡江作战时，到了江中间，枪炮一响，这些船工万一丢下船，跳到水里逃命去了怎么办？

　　影响都是相互的。部队里有些连长、指导员们对这些船工们也有了意见，发牢骚说：“我们提着脑袋为他们打天下，他们不领情不说，还净找麻烦。”有的干脆说：“咱们不要他们了，只要有船，咱们自己培养水手，自力更生。”

　　我那时整天跟着王近山，找船工，找基层指战员了解情况。白天在河边转了一圈，了解到不少新情况，但他一直沉思着，很少说话。到了晚上，他让司令部通知团以上干部到军里开会，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过江，得有船，有水手。船，我们已经有了。水手呢，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水手。有的同志讲，要靠我们自己的水手，这我不同意。我们要的水手是既有技术，又有胆量的那号人。技术好比翅膀，有了它，才能飞，大江之中，风高浪急，没有几手真本事，玩不转的！”他说着说着就提高了声音：“咱们部队的水手，是没有这种本事的。老乡们十年八载才练成的本事，靠我们自己怎么能在十几天内学到家呢？经验经验，不经不验嘛！还有一个问题，湖和江，水势不一样，船的使法，也有差别。把几万  人马，交给这样的生手运送，谁敢放心啊。当然了，光有技术，没有胆量也不行，本事通了天，敌人的大炮一响就尿裤裆的人，也是不顶事。”大家都听得很认真，王近山说的是实话，都想看看王近山有什么好办法。王近山缓和了口气，安慰大家说：“大家也不要想得太复杂，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船老大和战士水手结合起来，我们还得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说到这里，把双手紧紧地交织起来，说：“这些船老大，都是老江湖，闯了多少年，江里的情况摸得熟透了，这就是些身上长了翅膀，能飞的人。但是，他们没上过阵，怕听炮响，论胆量，他们就差了。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让他们抱成一团，事情是不是好办了？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个任务，一方面，要把这些船老大动员起来，让他们自愿送我们过江去；另一方面，我们的战士要加紧学习使用船，搞到一些起码的本事，枪打响前，让船老大驾船，到了紧要关头，船老大如果顶不住了，我们的战士就能接过舵继续前进。现在最困难的是，要动员一大批老乡上火线，别以为这是件简单的事。打仗嘛，要死人的，他能不怕？不过再困难，我们也要办成！”

　　　　开完会回去，各个师、团都行动起来，专门抽出一批政工人员，负责突击动员船工的工作。各级政工干部也动起了脑子，想了不少点子。

　　　　原三十六师政委刘昌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回忆说：

　　　　这些船工大多数完全依赖江湖为生，有很重的江湖习气，讲义气，崇拜大官。根据他们的特点，把他们和部队水手混编，每个连队都请他们吃肉买烟，吃饭时到连部，和连长、指导员在一起吃，平时生活也比战士要高些。等到感情近了，连长、指导员就给他们讲咱们是朋友了，不能开小差，开小差就不够朋友了。这对讲义气的船工是起作用的。王近山还特意给这些船工们作了一次动员，给他们讲：“长江的浪不大，我们也派人侦察了，江里也没有水雷，不要相信谣言，我们一定能打过长江去，如果没有把握，解放军是不会去冒险的，也不会叫老百姓去冒险，你们放心。”连长这时就给船工讲：“这是我们军长，还是兵团副司令。”船工一听是“军长”，这么大的官来给自己讲话，都很激动，觉得解放军看得起自己。

　　为了提高这些船工对我们渡江作战的信心，军里还专门组织他们参观了炮兵阵地。炮兵是由副军长肖永银指挥的，有4个山炮营，三兵团的一个野炮团，野司的一个榴炮团，两百多门大炮，乌黑的炮口，齐刷刷地指向长江南岸。带队的战士自豪地说：“这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其他地方更多。”然后又向其他方向指了指，其实其他地方就没有了，给他们壮胆嘛。这次参观效果很好，对船工鼓励很大，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恐惧心理。船工当中除了少数船主外，绝大多数是受苦的穷人，大多数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终年漂泊水上，还要受国民党的压榨和剥削。部队又组织了解放军战士和船工一起诉苦，找苦源，挖苦根，把仇恨集中到了国民党的身上。诉苦运动再次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会场上常常一片哭声，口号声震天动地：“打过长江去，消灭反动派！”“有船出船，有人出人，支援解放军过大江！”

　　经过反复做工作，船民们明白了，不打过江就不能翻身得解放，树立起了送大军过江的坚强决心。我们三十六师一○六团有个船民姓田，名字忘了，非常积极，他不但把十五六岁的儿子带来了，还主动召集船工们制订立功计划，保证配合部队完成渡江任务。

　　　　船只有了，船工的思想工作也做通了，剩下就是训练了。

　　　　原十二军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说：

　　　　这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除了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大多数战士都不会游泳，连排干部会游泳的更是少得可怜，这些平常一到战场上就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到了水边却像大姑娘一样扭扭捏捏，颤颤巍巍地下到水里，水到胸口就感到憋闷。“吱溜”一下又跳上来了。几个师长们哭笑不得，只得又请军长“救驾”，再给部队做做动员。王近山到了会场，往桌子上一站，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讲：“毛主席号召我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只要我百万大军渡过大江，拿下南京，端掉蒋介石的老巢，蒋家王朝就要崩溃了，江南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就在眼前！大家如果还不会游泳，我们渡不了江，就是一个南北朝！人民战士不怕困难，十二军里没孬种，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旱鸭子’一定会变成‘水鸭子’，‘黑旋风’一定能变成‘浪里白条’！”

　　　　王近山风趣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3月底4月初的天气还是很寒冷的，战士们穿的还都是棉衣。但为了学会游泳，他们把棉衣棉裤一脱，只剩下一条小裤衩，先喝些姜汤，再往头上浇些水，然后就跳进湖里扑腾。许多人冻得嘴唇发紫，牙齿打架，全身筛糠，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停下来，特别是刮风下雨时，寒气袭人，但战士们认为这是难得的训练机会，顶着风雨在水中游泳。为了学会游泳，战士们想了许多土办法，虚心地向船工求教，用毛竹或木头扎成三角形、井字形，或者用稻草扎成水葫芦式的救生器材，趴在上面扑腾，慢慢地能游出十几米，几十米，上百米了，有的战士干脆抱根木头就能游了。

　　　　王近山虽然在战场上是个“拼命三郎”，发起脾气来，连旅长们都惧他三分，但下了战场，就“没大没小”，基层连排干部也可以和他开玩笑。有一次他到湖边看战士们训练。战士们大多数都在水里泡着学游泳，看见军长，几个连长就怂恿着战士们在那里喊：“王军长，来一个！”王近山心里也痒痒的，帽子一甩，就去脱棉衣。我在一边忙劝他：“军长，水冷，要冻病的！”王近山边脱衣服边说：“哪个说的，大冬天我还敢在河里扎猛子呢。”脱得剩下了一个裤头，“扑通”一声，跳进了湖里，船上的战士鼓起掌来，水里的战士欢呼起来。游泳是王近山的拿手好戏，他给我说过，在他红安老家村旁就有个大水塘，村里的小孩儿几乎学会了走路也就学会了游泳。王近山在湖里或仰或潜，或立或垂，挥洒自如，有时把两只手都高高地举着，也能在水中浮着。警卫员小孟当时也跟着，他看着旁边的战士在鼓掌，也很兴奋，就把双手拢到嘴边扯着嗓子指挥王近山：“军长，竖蜻蜓！”“军长，捞月亮！”“军长，再来个八仙过海！”王近山还真的就按他的指挥在那里表演了，战士们可乐了。

　　　　再就是练划船。消除了对水的恐惧，就变成了对水的好奇，不光战士们想上船过把船老大的瘾，就连一些营、团长，甚至高级干部也想体验一把。肖永银有一天到河边，看到一个小战士在河中飞快地划着一条小船，蛮像那么回事的，旁边的连长介绍：“前几天他还不敢上船呢，现在快成船老大了。”肖永银也跃跃欲试地说：“让我划一下。”别人也要上去给他“指导帮助”，他还不让。谁知刚把船划出不远，小船就不听使唤，不管他如何用力，只是一个劲地在河中打转，就是不听招呼，结果，还是船工上去把它“摆平”了。一○三团一营营长张二胖，也不服输，自己也单独要了只小船，还真的把船划出去了，并且越划越远，大家都给他鼓掌，他却满头大汗地在那里喊：“快来人，它不听使唤了，弄不回去了！”

　　　　好奇归好奇，一上了船，战士们才知道划船并不“好玩”，跳上船，在广阔的水面上一颠簸，几个来回，就晕头转向，五脏六腑，都被颠得翻转过来，呕吐不止。有的船拐了几个弯，战士就不由自主地趴在船帮上呕吐。一批批生龙活虎的战士，上到船上，三五天工夫，就一个个眼窝凹陷下去，变得黄皮寡瘦。有的领导也心疼，让他们休息，他们就偷着上船练。渡江战役发起时，至少在船上不会再有什么强烈的反应了。水上射击是硬功夫，也需要训练。战士们经过反复摸索，用草袋子装上沙、泥土，放在船头，架上机枪，既可跪射，也可蹲射。六○炮放在船中间，为了使船身平稳，便于射击，在下面也要垫上沙袋。这个问题也算是解决了，部队情绪也有了，就等着一声令下，打过长江去了。

　　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谈以揭露敌人，备战以实施渡江”的指示，结合敌人的江防特点和兵力部署，拟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组成西作战集团，在湖口和枞阳镇之间渡江；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两个作战集团，在枞阳镇至京口镇之间渡江；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兵分两路，一路进占浠水，蕲春、黄梅等白崇禧集团的防区，钳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保证西集团渡江作战的右翼安全；另一路进占武汉外围据点花园、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之间渡江南进，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作战。

　　在整个渡江作战中，我军参战主力部队为120余万  人，在有些地段，我军的兵力相当于敌人的2至3倍。这个数字是出乎敌人意料的。

　　十二军所在的西集团的任务是，渡江以后，消灭沿江之敌，得手后，以最快的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并沿徽杭公路东进杭州。

　　《纲要》4月1日上报后，中央军委很快于4月3日回电，表示同意。按照《纲要》规定并经军委批准的渡江战役，发起时间是4月15日18时。

　　但在4月10日，中央军委来电，要求把渡江时间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张之轩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很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

　　4月13日，官埠桥

　　接兵团命令：为配合谈判，延缓渡江。

　　4月12日总前委关于推迟渡江作战时间的指示说：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为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 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 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就是说，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以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将更加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 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正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作更充分的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 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拖延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方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 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四)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

　　实际上，指挥渡江战役的总前委并不是很愿意推迟渡江作战时间。当中央军委来电要求推迟渡江时间，并询问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时，总前委根据长江水情及部队粮食、柴草供应情况，复电中央军委，认为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长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第二、 第三野战军领导人也向中央军委反映了推迟渡江的不利条件，主张按照原定计划发起渡江作战。

　　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既充分考虑各方意见体察实情，又坚持军事斗争服从###之必要，于4月18日下午9时来电，把渡江开始时间定在4月20日，22日实行总攻。

　　渡江战役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