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出江湖，余世存独家讲述五年心路，自称真男，以人格济世 [复制链接]

因为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2005年推出畅销书《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正值名声大噪之时，湖北籍学者余世存却从此悄然淡出了公众的视野，隐居大理。自从一下子被推到聚光灯下，被誉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他觉得自己底气很不足，希望补上传统文化的课。

2007年，他和一些朋友启动了立人乡村图书馆项目，旨在提供一个基于图书馆的教育体系，为乡村青少年提供更多知识、自信心和生活勇气。至今，国内已开设有五个分馆，湖北省内的一个名叫“黄侃图书馆”，位于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

时隔五年，余世存又推出新书《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这一次，他依然在讲述处于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出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对他们进行价值重估。文/卢欢

余世存

男，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居住在北京。

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类人孩》等多种著作。

亲戚曾抱怨我北大毕业却不能给他们好福利

锐读：这一场赴大理生活的出走打算持续多久？是您远离现代化社会的尝试么？

余世存：当时就到大理感受新的生活方式。大理曾为国都，不显小家子气，有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有迷人的风土人情。塞林格红极一时却选择隐居，对我触动很大。在大理隐居，我觉得自己突然可以支配自己的生活了，终于摆脱了以前在城市生活时的普遍的无所适从的焦虑感，身心获得某种平衡。在这样一个物质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物欲裹挟着前进。我现在可能要在大理与北京两头跑，毕竟还要生活，现在除了做手头工作外，还要将这几年的学习心得和文章整理出来。

锐读：回家乡随州的机会多么？这些年，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余世存：平均每年回去一两趟吧，我有很多老师、同学在随州。以前，家人亲戚对我有些抱怨，觉得一个北大毕业生，都不能给他们一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福利。渐渐地，他们理解了我的选择，热情欢迎我，这让我十分感动。至于感受的变化，我觉得，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渐渐丧失了精气神，随州也不例外。小时候经历的那种田园乐趣都没了，很多地方几乎都成了垃圾场。这真没办法。

锐读：如果像书中人物那样，给自己也安个“头衔”，您会称自己是什么男？

余世存：真男。真实真诚。我有个北大同学，曾是有名的校园诗人，他在毕业之际跟我推心置腹地交谈过，担心我毕业后会饿死，担心我这样太有赤子之心的人能否在社会中生存好。其实，要求每个人真实、真诚应该是一种社会常识，俗话说诚则动人。如今，整个社会都在质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群体的道德水准下降，呼唤真实、真诚，这真是很可笑。

张学良到临终仍未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

锐读：您选择继承由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式的传统来写作历史，意味着您实际上是从历史中研读人的内心，研读人与转型时代的关系？

余世存：我自觉地认同司马迁的那种写史传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必然会有主观判断，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孔子编《春秋》，司马迁作《史记》，都追求自己内心与历史人物的相通。现在有不少知识分子讲历史，太注重社会属性，而不注重人的心智、精神、感受、社会风俗、价值观，对此我是不满意的。其实，捍卫历史正义应该是对讲史者的起码要求。历史正义，不需要学者来告诉读者，读者自然可以从中体会到。

锐读：近两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转型，最终确立了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框架，只是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价值仍处于探索之中。你认为这些人物为此做出了哪些值得注意的探索？

余世存：这些人物的探索，一方面是自觉地努力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拥有深切的民族、国家、人民关怀，一方面是不自觉地成为历史的工具。换言之，他们在追求自己个性与参与社会的公民意识两方面都做得不彻底，要么是公共参与不够，要么是对自己内心的审视不够，总处于一种矛盾、挣扎中。

锐读：这本书也是在为您的“类人孩”历史观做注脚么？比如写张学良，您评说“他的一生表现了典型的‘类人孩’生存状态，直到晚年，或者说他长达一甲子直到临终前的反思，仍未能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

余世存：是的。人要突破自己的阶层、圈子，才能追求人类的共性价值，否则只能是更大系统的孩子而已，无法为别的阶层说话、谋利益。比如说，如果你要了解阶级，需要与自己的小学同学来往；要了解阶层，需要与自己的中学同学来往；要了解圈子，需要与自己的大学同学来往。但是，我们普通人一般更多与大学同学来往，所以只站在自己和相应圈子的立场来说话，无法突破自身的局限。

锐读：这次写作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特别是男人）本身，反复提及了“人格”这个词。您对近代史上的人格成就评价很高，也很强调这些人物的人格丰富性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

余世存：由“话语”转向“人”的选择，渗透着我的写作用心。我们社会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制约。人丧失自尊，与自我期许有关。比如说，有的女人只求出名、过好日子，就可以将人格矮化到最低，为达到目的，自然敢用脱衣、录像、发到网上散布等等手段。有些学者被抓住抄袭了，根本不道歉，继续堂而皇之地继续自己的学术活动。对于这些情况，仅仅靠话语谴责恐怕不管用。所以，我想写人，弘扬伟大的人格，给普通人树立榜样。现在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后现代社会里，人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卓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伟大的人格不仅可以出现在古代，当代也有伟大的人格。

论人格，

卢作孚是“完人”

锐读：您独独把“完人”这个头衔给了卢作孚这个旧时代的企业家。为什么？

余世存：在我评卢作孚为完人之前，梁漱溟等人就说过。实际上，卢作孚跟自己周边的关系处理得都很圆润，这是很不容易的。当今社会上至精英巨富下至普通民众共有此种心理——“必须要挣钱，有钱才保险”，但卢作孚的人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懂得享受生活，他的生活的维度是多方面的，物质之外亦关注信仰、家人朋友、代际关系等。

锐读：当初，在卢作孚有机会建设北碚时，他迅速将当地最初一赌二吃喝的面貌做了“移风易俗”。您指出，中国的圣贤们，自孔子以下到一般大臣，都认定移风易俗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这样的结论适用于当下么？

余世存：书上说，禹居住的地方，一年成聚（村），二年成邑（城镇），三年成都（四县为都）。这说明，禹有很好的人格魅力、领袖气质、人文关怀，普通人愿意跟从，从而将洪荒草莽之地变成教化文明之地。古代圣贤姑且不提，民国时期有主政广东的陈炯明、把南通变成模范县的张謇、把广西变成模范省的李宗仁，近有把福建建成经济建设的桥头堡的项南。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在三五年间“移风易俗”。反之，当下一些论调：“相信明天会更美好”、“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可以取得某些成绩”，我总嫌太慢。

锐读：本书最后一篇写哲人王康，也用他的话“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来做标题。您认为这句话有几分道理？

余世存：这话，说的人很多，此前的新儒家学派也说过。我很认同。现在很多人总觉得中国人没有神圣感，没有信仰，但总需要一个替代物，那就是历史。都说中国人渐渐丧失历史感了，但也有很多人会在乎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毕竟，历史也是社会的一条底线。

如果你要了解阶级，需要与自己的小学同学来往；要了解阶层，需要与自己的中学同学来往；要了解圈子，需要与自己的大学同学来往。

来源：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