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农村走向何方？——建国后农村社会改革的实践与反思(一) [复制链接]

“三年困难时期”是天灾也是人祸。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也应再快一些。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他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必须促进、不能促退，并严厉地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主张，对党内领导层震动很大。这也助长了急于求成错误的发展。这时毛泽东提出了：“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样就使急于求成的思想有了具体的指标了。同时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提出了“拨白旗”、“插红旗”，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敢想、敢说、敢干，并预言我国已经进入了马克思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赶美超英”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在农业方面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并直接导致1958年夏秋在农业产量上出现的虚报浮夸风。1958年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 农业合作社放卫星  ——小麦亩产2105斤。接着7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宣称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亩产3.69万斤，福建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1万斤。特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放了一个更大的卫星  ——稻谷亩产13万斤。这时，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相继宣布已达人均粮食产量千斤省等等……。七月，农业部宣布，全国全年粮食产量已达8000亿斤（1957年是3700亿斤）这时，在报纸上大批“条件论”、“悲观论”和“粮食产量有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甚至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

从以上可以清楚的看到1958年所出现的虚报浮夸风，其风源究竟来自何处？正是在这股头脑发热的浪潮下，各地人民公社掀起了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和伙食放卫星。这时，报纸电台不断传来公社食堂吃得多么好的消息，并形成了互相攀比之风。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58年底，各地就显露出“情况不妙”。我当时正领着学生在沔阳、天门、皂市考察。返校时路经岳口，餐馆里连饭也买不到，只有有盐无油的蒸芋头卖。我们只好一人吃两碗芋头充饥。接着到了汉川县城供应更紧张，什么也买不到。这时虽然心生疑惑，但仍从好的方面思考，估计是个别地方的情况。可是接着下来，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各地饿死不少人。城市因保障了基本供应，情况比农村要好。但是因吃不饱，缺乏营养而患浮肿、肝炎的不计其数。当时学校的老师因饥饿都种地生产自救。早晨起床就拿起锄头去地里种红薯、高梁、麦子、蚕豆和各种蔬菜。三年困难时期是与自然灾害有关，但是更应该看到与当时中央的政策、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的一系列错误决策有关。就是说“是天灾，也是人祸”，而且人祸大于天灾。1958年农村生产形势本来是很好的，是一个丰收在望的年景。但是最后是“丰产没有丰收”。原因是主要的劳动力都被动员上山去找矿石、砍树、建土高炉大办钢铁去了。结果许多庄稼都烂在地里无人收割。

为了大跃进，毛泽东在工业产品、产量方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钢的产量当年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而在1958年8月以前钢的实际产量只有400多万吨。这就是说必须在剩余的四个月内完成600－700万吨钢的任务。在当时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不足，电力、煤炭、采矿、运输都满足不了这一需求的情况下，必须去完成钢产量翻番的指标，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为了完成这个实际上无法完成的任务，于是出现了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出现了全民土法炼钢。到1958年底用在钢铁战线上的劳动力达到9000多万人。如果加上其他战线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力则已超过了一亿人。也就是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的1/6。全国到处是炉火通明，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即今日的华中师范大学），在马房山下也建了一大排土高炉。学生进校后，第一件事不是读书而是锤矿石。政治系的学生困惑的提问：“锤矿石能锤出马列主义吗？”为此，全系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最后的结论是：锤矿石能锤出马列主义，如果不参加锤矿石就学不到马列主义。全国各机关团体、部队都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如此蛮干的结果是，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铁达到1369万吨。而大量的是不合格的。华中师范学院炼了一大堆废品，最后就丢弃在原三号教学楼后边无人问津。大办钢铁的后果是生态环境的大破坏、是物质资源的大损失、是财力人力的大浪费。这一后果，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产生着消极的影响。

到了1958年11月，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头脑冷静一些后，提出：“要破除迷信，但不要破除科学”，“要老老实实，不要浮夸作假 ”。并承认由于大跃进、大办钢铁的结果出现了经济各部门发展比例失调。在农业方面他也感到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危害，并提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而此前“破除科学”相信“假话”的正是他本人。

四清运动凸显出农村干部问题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从1963年到1966年，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就是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一运动本来是为了对刚刚从小农经济传统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为了解决农村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问题的，但是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作阶级斗争对待，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农村存在的问题也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1964年3月22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强调凡是能下去的干部都要下去，下乡搞“四清”。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于1964年、1965年、1966年都被抽派下去参加了“四清运动”，一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被调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4年我领着部分政治系的学生被派到湖北省武昌县（现改为武汉市 江夏区）大桥公社红光大队，参加了被当时称为“小四清”的社教运动。这时，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搞运动，工作组只起参谋作用，而且主要打击对象还是“地、富、反、坏。”所以对干部的震动不大。我们下去后，很快就发起了对地主的斗争并召开了全大队的斗争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工作组、农村干部、群众以至地主分子本人都认为斗地主是天经地义的，想什么时候斗，就可以什么时候斗。所以开展起来就没有什么阻力。很快把全队所有的地富分子轮流的批斗了一遍，运动就结束了。

到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更为严峻的估计。指出：过去一年多农村的“四清运动”是打了“败仗”。并认为运动不能急急忙忙收兵，而要搞4－5年。规定运动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阶级主要是组织建设。到1965年我又被抽调参加省委组织的被称之为“大四清”的工作队，并被派到浠水县竹瓦人民公社搞了新一轮社教运动。这次在下去前，先对四清工作队员自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清理，并学习了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组蹲点搞的“四清”经验，要求采取土改时的方法，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对敌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工作组展开了清帐目、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的工作，并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揭发干部的四不清行为。这样，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干部的抵触，他们思想不通，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地工作不应该受此委屈，以致在四清运动的组织建设阶段，还是需要原来的干部出来工作的时候，一些生产队的干部“躺倒”不干了，这时工作组反过来又做他们的工作，甚至请求他们出来工作。否则工作队员就不能离队，并在那里代替生产队长。

在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还批判了刘少奇关于“四清”工作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连等做法。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第一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春，我再次被抽调参加了省委组织的、被称为“系统四清”的工作队并被派赴蕲春县狮子公社工作。这次运动开始势头更加凶猛。工作组进队以后，分批集中全体大队干部和全体生产队干部办学习班，并规定办班期间不能回家，也就是当时说的把他们都放到“水里”，要他们交代四不清问题。与此同时工作组另外组织了查账和调查小组并发动全体社员起来揭发干部的问题。四清工作队干部每三天开一次会，由各工作组汇报干部交待、查账、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特别是统计四不清的金额数字。在发动阶段，各个工作组纷纷汇报揭发出来了多少金额，一个组比一个组多。听起来真是吓一跳。可是到了最后落实的时候，只剩几十、几百、几千了。当时把这种状况形容为：“蹲下去都是蚂蚁，站起来一个蚂蚁也没有了”，或者说：“揭发一个天，落实一块砖。”那些在运动开始阶段把揭发金额数字报得最大的工作组队员受到了极大地表扬，说他们工作成效大，要求大家学习他们；到了落实阶段，他们原来报的那些数字一个也落实不了，结果还是受表扬，说他们落实政策好。而那些实事求是的人反而老是受到批评。

农村的四清运动搞了近三年时间，虽然有不少曲折，最后成果也不明显，但是这个运动本身却反映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开始就曾提到的一个大问题，“干部问题”的重要性。合作化、公社化以后，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的公有制。全体社员劳动的果实及其分配、消费都掌握在公社各级干部手里。而这些干部昨天还是个体的小私有者，几年的时间他们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具备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在当时党的组织生活松懈、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约束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怎么能保证干部的清廉、怎么能保证干部不多吃多占、不化公为私？四清运动即使解决了一些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在人民公社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又怎么能保证以后的干部会清廉？四清中暴露出的干部问题正好说明合作化和公社化发展的超前和空想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