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的乡村麦田 [复制链接]

今年的4月23日是第16个世界阅读日，不久前政府推出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政策为国民的阅读生活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而在图书馆资源匮乏的县城和乡镇，在书包里塞满的只有教材和教辅的未来一代那里，又如何去谈阅读的社会和阅读的民族。

在这个世界阅读日，我们特地关注这样一群去国民阅读薄弱的乡镇拓荒、扎根的志愿工作者们。他们从中国的局部，在点滴细微中，表达信念和对未来社会的热望；并在行动中，积极创造让“灵魂本来就有的种子”苏醒、发芽的条件：土壤、空气、水和阳光。

2007年12月17日，立人乡村图书馆第一分馆黄侃图书馆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成立。其理念是：以图书为载体，以教育为内容，立足乡村，连接城市，推广国民阅读。一个月前，立人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成立了陶行知图书馆，这已经是其第十个分馆。

第16个世界阅读日前夕，4月14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致电立人乡村图书馆发起人李英强进行采访。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刚从广东考察回来，正赶赴武汉。背着三个包，匆匆来去，声音中没有疲惫。

　　湖北人李英强走过了很多城市，在28岁那一年，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他的乡村，母校北大旨在把他培养成世俗意义上的精英，他却选择了平民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起点。

在李英强眼中，湖北人的精明和过于看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遭致了一种如今在国内极为普遍的灵魂平庸、无聊和封闭。

于是，他想试试走另一种路，期待另一种乡村，从孩子和教育开始。一条引导青少年自我学习、解放、成人，让教育回归本质的立人之路。

去民间，去国民阅读最薄弱的地方建设，绝非一句轻飘飘的煽动性口号。

发起人李英强和接过接力棒的义工、志愿者们，以点滴作为针对乡村青少年的阅读课、义工组织、冬夏令营、访问学者活动令立人的薪火在民间社会燃起。

4年过去，立人在湖北、河南、江西、陕西、云南、四川、重庆、河北、山西等地开设十家分馆，精选图书6万册。办理借书证3000多个……惠及的孩子不计其数。其核心书目体现出来的强烈现代公民意识，更引发了知识界的关注。

我们更愿意做灯塔，吸引那些黑暗中也向往光明的灵魂。李英强的表达不乏诗意。

　　湖北黄冈。立人第一分馆黄侃图书馆。

志愿者陈曦露简陋的小宿舍里，终于装上了窗玻璃，不用担心蚊子了。图书馆所在的中学，坐落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大街旁，不远处，一条河流横过，景物开阔。月初，陈曦露从母校中山大学到这里时，油菜花开得满山遍野，孩子们也跑得满山遍野。

她和中学同学胡亚彩都来自安逸的苏州，但却不惧辛苦的志愿者生活。每天早晨六七点迎着太阳去图书馆，除了阅读课和吃饭时间离开一下，通常要呆到夜里九十点钟才回宿舍。作为大四学生，她们忙得不可开交，连论文都有些顾不上写。

除去图书馆日常的维护工作，两个女孩还负责初一和初二的阅读课。

两星期有一个专题的推荐书，孩子们在门外留言板的便利贴上把想法写下来，供交流……有时会准备主题文本，大多是诗歌：海子的诗、外国诗歌、春江花月夜、张爱玲的短文，板书后和大家分享、讨论并朗诵……陈曦露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在立人当下遍及全国十个分馆的26名义工阵容中，80后是主力，学历都是本科或硕士。正因此，在立人特色的讨论现场，没有制式教育中常见的灌输，而是由年轻人领着更为年轻的孩子们一起平等地参与互动。

春天，该图书馆长期义工王一夏的被子，偶尔需要晒晒太阳。她也常在此时考虑是否要去走访抽查当地有3个村小图书流动站，每处都有几百册来自立人的藏书，由专门的老师和固定的学生义工来进行维持。

她所要做的工作，是检查书是否被借阅过、孩子们喜不喜欢、还包括是否毁坏丢失大多数书流动性很大，如果丢失，无法再增加。

只要孩子们愿意去阅读，这些书也就实现了价值。王一夏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着工作的琐碎与细微即使是桌椅摆放得不够整齐，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体验。

图书室占据了办公楼一层右侧的两间教室，几千册书堆得满满的，王一夏住在一楼的左侧，相距不远，提脚就到。个人偏好，不工作的时候，也喜欢去图书馆找书看。她说。

鸡鸣狗吠，远离城市喧嚣，对这里的人们来说，阅读似乎是唯一重要的意义。

王一夏结缘立人图书馆，缘自一份书单。彼时她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因为搜索两本书，在互联网上偶遇了立人图书馆的核心书目。

为捐赠书目贡献过力量的人中，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中学生历史类书籍中，还出现了费正清、唐德刚、袁伟时、汤因比、葛剑雄（微博）等人的作品。

核心书目里诸多知识分子的著作，正是立人的价值取向所在。

“当时很惊讶，不少有深度的书，居然是开给乡村中学生看的，这个尝试很有勇气。”一直关注民间社会和乡村教育的王一夏，从此认识了这个当时刚刚兴起的民间阅读力量。

而如今爱吃周黑鸭、爱阅读的王一夏和陈曦露，已经适应了这里。陈曦露计划把自己的男友也带到这里来，成为立人的长期义工。“我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尽管王一夏偶尔也焦虑，为人手不足的现状感到力不从心，但她一直记得2010年5月16日，她第一次来到这里，当地晴转小雨，又转晴这似乎就是生活的本来面貌你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你去做什么样的事，关注什么样的信息，与什么样的事物相遇。

　　1989年出生的立人义工丁书奇，QQ的验证问题是“你爱孩子吗？”如果回答“否”，就会被拒绝加入他的联系人名单。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正在北京培训。大三时，他顶着各方压力辍学，理由是摆脱不开心的教育和生活。

丁书奇现在在立人乡村图书馆第四分馆晏阳初图书馆的二分馆做义工，分馆设立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正直中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汶川大地震间接促成了晏阳初图书馆二分馆的兴办。

在丁书奇仅仅5个月的义工生涯里，他要从校方提供的120万元的震后捐赠图书中挑出8000册，建立起这一分馆的主体内容。这是一项劳心费力的工作。图书是政府采购来的，质量并不理想，甚至有一套专门给校长看的书，装帧精美，大而无当，十本就花了足足6000多元人民币。这让丁书奇吃惊不小。

而在正直中学所在的正直镇只有两个书店，没有新华书店。书店里面全部在卖教学辅导书，找不到孩子们喜欢的名著和历史小说，甚至连无孔不入的盗版书都不见踪影。尽管高速公路已经通了，这个深山小镇上的精神读物显然还是“缺乏”的。

在一次共13人参与的读书会上，丁书奇问在座的几个孩子，谁知道韩寒，无人回应。又问，谁知道郭敬明，孩子中间，包括3名高中生，只有一个人举起手。但却是因为在闪亮滴眼露广告里看到郭敬明，还以为他是明星，并不知道他是作家。

因为与时下主流的应试教育不同，立人在当地所倡导的价值观亦遭受到质疑曾有老师在课堂上收缴孩子从立人借阅的书，怒问，你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这些当然是有价值的。”年轻的丁书奇并不会去讲很多“大道理”。他只是“简单粗暴”地以白羊座的惯性坚持下去。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从整齐码放的书、到易中天的精彩演讲视频，言传身教中，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甚至更多人。

常来图书室做志愿者的孩子里有那么两个，让丁书奇印象深刻初三学生张敏和胡小龙。前者一周抽三包烟，经常打架；后者性格倔犟。

图书室小，到一定人数时要排队，张敏第一次在图书室亮相是挤开队伍冲进来的，拧着脖子，看上去十分不友好。老师们对这类孩子往往习惯大声呵斥。丁书奇却选择用尊重和耐心接待他。

“真心实意地对他好，劝他少抽烟，因为对身体不好。”尊重换来的也是尊重。后来张敏成了长期学生义工中的一员，下课后就过来帮忙整理书、打扫卫生。

慢慢的，校方的支持表现得也很明显，每个教室都设立了图书角，放着三四十本立人图书馆的书，没有办理借书证的学生也能从中获益。而学生义工则从最初的十几个，变成了七十多个，还不断地有人想加入进来。

道理很简单，除了阅读，人心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法治周末》：

如何理解乡村是国民阅读最薄弱的地方？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也欠缺现代公民意识，为什么选择了乡村开始你的事业？

李英强：

我看的是人而非看物，薄弱是说人的成长环境和精神发育的环境受到了屏蔽，每个人都有权利活得丰富快乐，而教育会给不同时代的人以力量，让他们自己寻找丰富快乐。

农村和城市心理结构是同质的，城市并不比农村更优越。不选择在城市里，是因为城里人拥有的更多、更骄傲、更物质，不懂得珍惜，而乡村因为物质和精神都匮乏而相对谦卑，更懂得珍惜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仅此而已。

《法治周末》：

建立分馆的地方都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吗？你们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

李英强：

在哪里建馆和贫穷状况没有关系，而是看条件是不是成熟。核心内容是当地有无能力做长期资源协调：有无号召力和动员力，是否有一群人支持(至少三五个能长期出钱出力的人)；读者的构成数量是不是足够(基本数据来自教育部门，了解当地中小学的统计情况)；活动空间是否大，是否符合要求；政府的态度是否比较中立，是否鼓励民间力量的创新(有些政策关照当然最好)。

不过目前我们还是相对独立，接受的是社会捐赠，没有和政府基金捐赠合作，我们对每一笔捐赠都要负责，如果没有附加条件，我们愿意接受。

《法治周末》：

怎么理解你所倡导的乡村教育本地化？你都是怎么实践的？

李英强：

乡村教育内容的本地化的一个例子就是做乡土教材，我今年开始和黄侃图书馆一起合作。做校方的“校本教材”，这里面的内容包括本地的历史、文化、动植物和方言。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大都选择与当地的中学合作。图书馆的名字以祖籍在当地的文化名人命名，这令孩子们更容易感受到精神激励，也让当地帮助推动立人图书馆工作的人们有荣誉感。

我觉得每个人是有来处的，不能装作对来处一无所知。大江、大山、动植物，构成了你的性格要素。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原子化的符号，必须认识自己的环境，否则，隔绝可能带来抑郁症。

民间社会正在继续发展，在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里，除了市场、政府，还有基础的东西叫做社会。我们所说的乡村教育并不希望模式化，而是多元化，真正的教育在民间，接受教育的方式不仅仅是考学那种制式教育，所以我们是在做抛砖引玉的工作。

《法治周末》：

怎么评估你们做事的效果，打个比方，“如果蒙昧是黑暗，习惯了黑暗的人们看见过光明，一旦重新陷入黑暗，又会怎样。”

李英强：

中西部地区的人对家乡文化落后的体验更深。一个人所拥有的真正的公民意识，会让他平淡面对变故。孩子们面临的未来和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未来，都是很不确定的。

从黑暗到光明，复见黑暗，是否会加剧黑暗带来的痛苦，有可能。不过这种痛苦比蒙昧，与从来不知道光明为何物相比而言拥有了更多改善的机会。不是处境的改善，而是有了机会将来可以自己选择，靠近光明。长期处在蒙昧和黑暗，以为黑暗就是社会的真实，这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过大估计，可能没那么大影响，对孩子而言就是人生过客。灵魂里面的某些种子，是他们本来就有的。我们提供一些条件，使得他们苏醒、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