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万”队员的“回乡之旅”：农村已巨变(组图) [复制链接]

枝江县顾家店镇长岭岗村农民卞于政去年养了100头猪，一家四口吃肉400多斤，是10年前的3倍。这是他和妻子在向记者展示部分腌肉、腊肉。

蕲春县青石镇芭茅街村农民张和雨去年拆除了自家的“土坯房”，建起了两层小洋楼，没交一分钱的“税费”。 

武穴市花桥镇枫树林村原支书项华容辞职为民后，种田不交一分钱的税费，还有诸多补贴。图为他展示种田补贴的“一卡通存折”。

　　作为一个“三农”（农村、农民、农业）老记者，今天我又成为一名“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的工作队员，深切地感受到新农村建设的骄人成就，感受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给农民带来的福祉。最近，记者在开展“三万”活动之际，重返当年曾报道过的农民负担沉重、干群关系紧张的4个地方，亲身感受到这种“恍若隔世”的喜人变化。

　　汉川市

　　老左不想打官司了

　　12年前

　　这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汉川市新堰镇三合村农民左炳春发现村里的农民负担年年加码，从1993年的亩平56元陡增到1996年的280元。农民没钱缴纳农业税费和各种乱摊派，村里只得借高利贷交钱，让农民平摊借款和利息。

　　老左拿出多年的积蓄，上访200多趟未有结果，欠了一屁股债。

　　老左将自家的楼房做抵押，借了5000元高利贷打官司。

　　1998年4月，他与33名村民将镇政府、村委会告上法庭，状告其加重农民负担，然而败诉了。

　　老左上诉至孝感市中院，中院决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1999年4月20日，法院下达裁定书，镇里承认加重农民负担的错误，退还违规多收的钱，老左撤回起诉。

　　当年4月28日，记者以《老左打官司》为题，在《湖北农民报》报道了此事。

　　12年后

　　今年4月1日，记者重返三合村，发现当年的泥泞路都变成了水泥路，许多农户门前建起了有中央财政补贴的防血吸虫新型厕所。

　　记者没有见到老左，他到湖南卖老鼠药去了。只见到他家楼房的门上贴的对联：“春到百花香满地，阳春百福进高门”，横批是“富贵平安”。

　　记者见到了因那场官司而被削职为民的原村支书左明坤。

　　左明坤承认，“正义站在左炳春一边”。因为层层加码，当年农民的实际负担达到每亩430元之多，农民不堪重负，大量农田抛荒。

　　现在，左明坤种了30亩田，不交一分钱的税费，每年还有2400元的惠农补贴。

　　他说，取消“皇粮国税”之后，“田还是那些田，人还是那些人，农民种田轻松多了。”

　　73岁的左新安是老左的堂兄，也是当年那场官司的参与者。记者问，老左还打官司吗？他说，农民的日子好过了，谁还发神经打官司？

　　现任村支书左晓新说，自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皇粮国税”之后，各级财政给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达到160万元。虽然如此，现在农业基础设施仍是“软肋”，该村的农电、桥梁、水渠年久失修，亟待整修。

　　枝江市

　　农民的“年猪肉”又香了

　　10年前

　　中国人的蛋白质大都来自猪肉。

　　2000年8月，记者来到枝江市采访，发现农民的年猪肉“不香了”。

　　屠宰税是一种行为税，必须是发生屠宰行为时据实征收，依据当时的政策，对农民自养自食的生猪，平原地区屠宰税为每头10元，山区每头8元。

　　七八月间，农户每年喂一头的年猪还只长个半大，该市10万家养猪户却大都被迫缴纳了屠宰税。在乡镇干部的直接操纵下，一个“芝麻税”变成了“西瓜税”，一个农户最少得交60元，多的则达94元。农民对此嘲讽说：“年猪还在栏里喂，就得交纳屠宰税。猪子少了头和尾，脚下还缺四条腿”。

　　当年，枝江市共向10万农户违法超收600万元屠宰税。

　　当年8月21日，记者以《年猪还在喂就缴屠宰税》为题，在《湖北日报》报道了此事。

　　10年后

　　今年4月9日，记者再次来到枝江市，重访董市镇笋子沟村农民罗文喜。他说，枝江农民有一个好传统：“穷不丢书，富不丢猪”。

　　他去年养了33头猪，今年刚出栏14头猪，每头赚了200元钱。他说，他仅是村里的养猪“小户”。

　　他告诉记者，10年前他也养猪，每头得交90元的“屠宰税”。现在，“屠宰税”取消了，生猪的防疫消毒全部免费，能繁母猪还参加了保险。

　　10年前，他一家三口人，一年吃肉100斤。现在他儿子参军去了，他和妻子去年吃了250斤猪肉。

　　市畜牧局副局长姜平告诉记者，枝江市已成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去年出栏103万头，农民户平10头。

　　10年前，枝江市向农民违规超收600万元的屠宰税。去年，仅枝江市财政对农民养猪的投入就达600万元。

　　蕲春县

　　农民建房不再是“唐僧肉”

　　8年前

　　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建房是他们一辈子的最大心愿。然而，2003年1月，记者在蕲春县青石镇采访时却发现，农民建房成了一些权力部门的“唐僧肉”。

　　按当时的政策，农民在老屋基上建房，国土部门只能收取《集体土地使用证书》工本费5元钱。而该镇六七个部门却向建房农民索取三四千元。

　　该镇芭茅街村张和生一家人，原住在土坯房。2002年冬，张家在老屋基上建成两层小楼，共向6个部门缴纳2950元“税费”。

　　2003年2月6日，记者以《青石镇农民建房成了“唐僧肉”》为题，在《湖北日报》报道了这一坑农害农的现象。

　　8年后

　　今年4月5日，清明节，记者重访青石镇农民张和生，他在安徽打工。他在电话中说，当年生活穷困，两层楼建筑质量不好，他想赚点钱重建新楼。

　　刘河镇祖虞村支部书记胡介书告诉记者，当年农民建房都要缴纳三四千元的“税费”，现在都取消了。近年来，该村320户农民，其中有200多户农民在老屋基上建起了新楼。

　　8年前，胡介书也是村支书，农民负担沉重，320户的小村每年要缴纳26万元的各种税费，他愤而辞职。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皇粮国税”之后，加上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干群关系和谐了，他于2008年重返村支书的岗位。

　　他现在担心的是，一些农民富裕了，产生了“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集体意识”淡薄，村里公益事业搞不起来，都等着国家来投入。

　　武穴市

　　“罚款经济”消亡了

　　8年前

　　为应对镇财政困难，2002年8月，武穴市花桥镇进行大规模的“罚款运动”，向41个村摊派罚款任务，其理由是“官出于民，民出于土”。

　　其一是“计划外生育罚款”。

　　郭德元村本是计划生育先进村，也被摊派了罚款，他们只得将此前曾经罚款过的“超生户”再罚一次，严重违反行政处罚“一事不得再罚”的原则。

　　其二是“土葬罚款”。

　　镇里以各村前3年累计人口为基数，按武穴市同期平均死亡率计算各村“应死亡人数”，再到火葬场统计各村已火化人数，少于“应死亡人数”一人罚款1000至3000元。

　　该镇农科所3年间实际死亡3人，都已火化了，可镇里下达了“应火化5人”的指标，所里只得违心缴纳“罚款”2000元。

　　2003年2月20日，记者在《湖北日报》对花桥镇的“罚款经济”进行了披露，嘲讽其“曾经罚过今又罚，罚了活人罚死人，死不死人都要罚”。

　　8年后

　　今年4月3日，记者再次来到花桥镇，见到了当年对“罚款经济”最恼火的原枫树林村支书项华容。

　　当年为了交清4.2万元的罚款任务，他私人借款7000元填这个“凼子”。后来他辞职不干了，这7000元的借款镇里也不管了。村民说他是个“穷书记”，两个儿子初中辍学，外出打工。

　　现在，辞职为民的他种了23亩地，不交一分钱的税费，每亩还有120元的惠农补贴。他的老婆说，现在的农民是“只有进，没有出”。

　　记者问，镇里还有“罚款任务”吗？他说，哪个干部不要命，还敢乱罚款、乱摊派？

　　老项也说出了他的忧虑，现在农民土地太零碎，应该进行规模化农业生产；农村文化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不能老是“重经济、轻文化”。

　　记者见到了当年“罚款运动”之后的两任镇党委书记李勇军、夏志军，他们说，当年许多乡镇都是“吃财政饭”，乡镇的保障运转都得靠干部自筹，于是出现了“罚款经济”这一怪胎。

　　他们说，现在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中央和省里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武穴市的地方经济长足进步，乡镇和村干部的工资都由财政全额拨付，“罚款经济”也就自然消亡了。

　　新中国历史上的3次“山乡巨变”

　　一、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现了农民数千年来获得土地的奋斗目标。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新农村建设

　　3、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覆盖的范围，大力增加对农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