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田间——从事“三农”报道十三年的体会 [复制链接]

　　我1997年8月通过考试调入《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任首席记者，后任站长至今。作为半路出家的记者，我主要从事三农报道，作为农业记者，一要始终乐为农民鼓与呼；二要注重研究“三农”问题，为领导决策服务；三要有一股执着劲，要经受得住诱惑和委屈。

　　客观准确：为农民鼓与呼

　　1998年3月，黄石市石灰窑区（现西塞山区）河口镇六位农民联名写的一份材料《要回董阳这样的好官》，被寄送到湖北省不少新闻单位和有关党政部门。在多次反映未果的情况下，材料辗转到我手中。我在调查中到处碰壁，到处是冷嘲热讽，甚至连陪同采访的人也中途借故“有事”走了。凭借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经验，我始终注重听取老百姓和镇、村干部的意见，去伪存真，明辨是非。经过一周深入调查采访，客观写出六千多字的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4月13日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出，报纸还展开“董阳现象”讨论，提出“我们的用人标准是什么？”这一干部制度改革中的尖锐问题。

　　报道刊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社、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南方周末》等一百多家新闻媒体转载或发表几百篇、20多万字的关于“董阳现象”的新闻和讨论文章。随后，《农民日报》又发表《再说董阳》《董阳：何处是归途》等报道。有关部门对报道给予高度评价。

　　李昌平原是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因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映现实问题而倍受关注。2000年5月19日，经过艰难采访，《农民日报》头版头条率先发表了我采写的《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并加编者按就“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农村问题”展开讨论。

　　三农问题是最基础的问题，很多问题事关农民切身利益而让他们变得激动甚至偏激，做三农报道，首先要有理清事实的勇气和决心，此外更要注重平衡、客观、理性，切不可偏听偏信，记者要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全面反映问题。

　　研究问题：为领导决策服务，为农民造福

　　2003年初，为了解蕲春县农村税费改革情况，我在腊月二十几和春节放假期间，联合《湖北日报》记者胡成，先后三次从武汉专赴蕲春进行实地采访。2月9日全省农村工作会前，向省委领导报送《税费改革在蕲春县成了儿戏》《农民的年猪肉怎么不香了》等材料，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经调查，蕲春县农村税费改革工作被“推倒重来”。全县清退向农民多收的负担3200万元，有关人员受到处理。

　　2011年春节前后，农民日报社湖北记者站集中20多天，组织开展“湖北十县百户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调查”。为保证调查的相对客观性、真实性，我们没有“打扰”任何一级组织，自找吃住（有时在农民家或在村头小卖部泡方便面），直接到村里和田间地头去找农户，向农民提问，查看农民负担监督卡和一本通存折等，不带任何偏见，一切以事实为依据。经整理，将一万五千多字的调查报告《政策落实八个问题 干部进村七条建议--<农民日报>湖北十县百户农民调查报告》报送有关部门。报告得到湖北省高度重视，充分肯定了这份报告的价值。

　　2002年国庆节，我回荆门市沙洋县拾回桥镇探亲期间，偶然听说该镇领导在秋征中，设卡收粮，户卖村结，违背税费改革政策，加重农民负担。对此，我当即放弃休假，进行深入、艰苦的4天暗访。有人劝我不要在老家搞批评报道，连亲戚朋友都过不好日子。为农民说话不分外乡和老家， 10月13日，记者站向省委报送稿件《看拾回桥镇如此“上有对策下有对策”》，引起高度重视。这份材料先后在湖北省委书记办公会、常委会和全省税费改革大会上宣读，对推动全省税费改革工作起到很大作用。10月16日，时任荆门市委书记袁良宽接到批示对拾回桥镇进行暗访，证实问题的严重性，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沙洋县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整改。

　　深挖农民典型

　　近几年湖北出现的三个农民典型，可以说都与我的报道有关：一个是湖北监利县农民朱建华，他是“中国最走红运的农民”。他完整地保存十四年的农民负担卡，成为新时期税费改革最真实、最有力的证明。湖北省委政研室帮他把负担卡转交给有关部门，引起高度重视。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连夜赶到朱建华家采访，第二天（2007年9月28日）就在《农民日报》一版发表《监利县农民朱建华14年收藏负担卡：我想献给十七大》，这篇消息获得2007年中国新闻奖。朱建华这个过去成天插秧割谷摘棉花的农民，成为十七大会议前后最热的新闻人物，跟踪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

　　第二个是湖北大冶市农民侯安杰，他是“中国农民种田冠军”。他一户种田两万亩，涉及到两个县、8个乡、33个村、18000农户流转的土地。采访中侯安杰说，他种的田，近的在眼前，远的隔着百余里路，若想把所种的田整个“巡视”一遍，坐小车要跑两天，骑摩托车得个把星期。2008年4月《农民日报》连续3天以《湖北农民侯安杰，跨县种田两万亩》《“侯安杰现象”告诉我们什么》《侯安杰：三大难题亟待解决》隆重推出侯安杰。侯安杰当年被评为全国农村突出科技人才。2010年2月1日，温家宝总理当面听取了侯安杰等有关方面代表对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和意见。侯安杰是被邀请代表中的唯一农民代表。

　　第三个是湖北襄阳市南漳县农民刘文豹，他是“中国规模经营农田历史最长的农民”，从1982年开始就租种上千亩地，后来种上万亩地，五十岁那年参加西部大开发，在黄河边上开荒种地5000亩。从1999年8月认识刘文豹，我一直跟踪报道，先后于1999年8月11日、2002年4月4日、2004年10月28日三次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刘文豹的遭遇和拓荒种粮事迹。有个情景让人难忘，我们请老刘在水稻田里照张像，他很不情愿脱掉鞋袜，我们对他不愿下水感到不可思议，他说：“你们不要以为种田就要下水，我种5000亩水稻，就很少赤脚下水，我是‘四化农民’，耕种机械化，灌溉自流化，粮种优质化，买卖市场化。”那一刻，我们真正见识了什么叫现代农民！《农民日报》再次隆重推介这位农民，刘文豹当选中央电视台2008年度“三农新闻人物”，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表示“愿在中国大地再种万亩农田”。

　　作为一个驻省记者站站长，要处理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关系很难、很艰辛。记者的职业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让我这么多年来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力而已，不求建功立业，只求无愧于这个职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