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当前中国敏感的四个问题 [复制链接]

21世纪初的第二个10年，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目前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又恰逢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格局大调整时期，未来数年内，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发展环境中，这应该是没有争论的判断。

困难与乱世格局往往造就英雄。中国大陆最高当局没有必要过份担心党的执政位，只要不充许有反对党存在，不搞多党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有能力挑战其执政地位，放开胆子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中国再相对高速发展30年，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如果能实现长期保持社会稳定与持续地发展状态，现代化水平必然大幅度提升，那将不是世界GDP总量第一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硬实力大大领先于世界的更高平台。

如果全国14亿人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即使有这样和那样的不满意、不如意，忍耐许多人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体悟到“自由”和“人权”不能当饭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尤其是在器物层面现代化，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从上层到基层、从组织到个人，只从眼前利益出发，用“稳定大局”压“问题”，用“问题”反“稳定大局”，互不相让，互不改变，由群体性事件引发政治动荡的机率就比较高。党和政府要在力求避免社会动荡的前提下，逐步改变中国社会的管理现状，及时提出社会进步与发展方向和改革方案，防止利用改革旗号的利已行为发生，引领社会走向更加民主、开放、公平、正义，具体从“限权、创造、效率与公平”四个方面入手，在改革中前进，在前进中改革，世界的未来必然属于中华民族。

1、限权。
限权，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级政府而言的，它本来是与放权紧密联系的概念。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发展初期放权是主流，通过放权搞活，不管下放的权利运行结果；现在是在放权的基础上，以限权为核心，不仅要放权，更要对放出去的权利进行限制，取得放权前预期的效果。限权是以放权为前提的，没有放权就没有限权。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社会的权利，一方面显得过份集中，另一方面，有些权利又显得过份分散；一方面，中国的权利运作凸显专制的成份，如用人与干部选拔等，另一方面，权利个人化现象又十分明显。如何调整中国社会管理权利，是一个科学问题、复杂问题。那么，到底是分权、放权好，还是收权、集中好呢？这就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和措施。

其一，政治权利。中国的政治权利必须高度集中，但政治权，不等于干部任命权，更不等于一成不变。所谓政治权，主要是指左右非执政党的超党权、引领社会发展方向权、维护某类人群超国民待遇权和非法律明确事项的最高决策权等超级权利。一个社会的超级权利掌握在哪个党派手里，这个党就是执政党。这是最大的政治权，也是执政党和最大利益。西方的民主体制下，这些权利一般赋予给宪法规定、议会决定或全体国民，在东方社会里，往往交给社会顶层精英群，这就是东、西方不同之处，也是我们常常所讲的“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的区别所在。本来两种体制没有谁优谁劣的差别，是民族习惯长期形成的，而世界主流舆论长期被“民主体制”国家宣传机器垄断，似乎“专制体制”是劣质社会的象征。但从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看，“专制体制”却优于“民主体制”，在东方运行的“民主体制”，其运行的结果远不及“专制体制”效果好。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变，对来自任何方向的权利争夺，只要有最高决策权和最后的裁决权，甚至有直接剥夺其权利的权利，社会就不会分崩离析。但政治权，不能直接运作社会和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权属于政府。

因此，对那些不该由党和政府（党政本应分开论述，但实际中国是党政不分的）集中、直接、掌握运用的权力应该放权，本应该由党和政府集中、直接、掌握运用的权力，决不能交给别的任何组织行使，切实承担起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到底党、政如何分工，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权，那些权利要放，那些权利要收，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理论指导，西方有一个“公权”与“私权”之说，对中国来说，有些是不适用的，我们要深入地研究中国的权利分类、分层与分级，而且要明确直接、掌握运用权利的具体实体与层级主体，各司其职，否则就会乱套。

其二，非政治权利。非政治权利一般来说不应由政治组织来掌控，而应该由非政治组织来运作。但也不是任何非政治权利，党就不能掌控，如舆论宣传，必须由党的最高当局掌控。同时，学术性、娱乐性、商业性的新闻出版业，政治权就不一定要插手其中。社会是由政府管理的，党组织就不应该插手其中的事务，除非政府有颠覆现有政治格局的行为。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就是公民自主组织，公民自我管理组织。

政治权利要集中，非政治权利要下放。集中的权利要限制，下放的权利也要限制，没有限制的权利是洪水猛兽。集中和下放的权利，集中给谁，下放给谁，如何运作，要有红线，即限制。这些，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科学事项，是科学事项就必须研究，有研究就有派别，党和政府采用那个派别的观点，必须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上权衡利弊得失。

所以中国政治学或称“国家管理学”本身必须开放，让学者来研究，给其评奖。当一个社会基本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技术的重要性就必然退居于二线，科学成为一线，尤其是社会科学。

中国如果不解决好权利的分配与运行机制问题，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好，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真实含义所在，也就是温家保总理在2011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关于“权利过份集中”的真谛所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政治权就是皇权和神权，没有民权之说，只有“舟水关系”论，今天的政治权是科学，国家管理是学问，它是社会之“纲”，纲举才能目张。

中国的政治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中国的上层建筑有的因素事实上成了社会发展的阻力，党的干部队伍中有些人成了社会进步的对立面，其行为不及普通老百姓的品质与素养，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新的发展机会，为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新平台。

2、创造。
创造，是任何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21世纪中国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物质力量。从近几百年世界大国的兴衰史看，虽然有侵略的成份，但本质上是创造的结果，没有创造，就不能引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得不到他国和世界人民的认可。而且，是技术文明与文化文明同步发展。

创造是分层的，有分工的。而且，创造，是年轻人的专利，是高级知识份子的专利。再也不能搞全民大炼钢铁、木匠造飞机、农机手造潜水艇等幼稚无知的事情了。屠呦呦及其团队发现用于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获拉斯克奖，其成果将近40年在国内未获公认。她已经81岁了，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81岁了。按女55岁、男60岁退休的规定，这两个人早该退休了，而袁隆平说还要用10年时间实现亩产1000公斤目标。

为什么中国30-60岁的科学家没有出现“袁隆平、屠呦呦”呢？中国为什么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发现与创造呢？说实话，过了80的人，身体再怎么好，也不会有多大的创造力了。世界绝大多数的发明与创造，不是老年人做出来的，都是中青年科学家创造的，绝大多数人只可能在中青年时期才有所创造、有所发现。

创造，是要有环境的，没有一定环境，社会创造力是发挥不出来的。其中的核心内容就两个，一是自由，二是金钱。有钱没创造的自由不行，有自由没有创造的财力也不行，当有了创造的人（先天因素加后天培养），有了创造的自由和经济条件，创造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具体来讲，一是有创造潜力的人群必须集体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多倍以上的、稳定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二是全社会形成创新意识与创造精神，给创新者以高于公务员的社会地位，甚至，只要有一定价值的创新贡献，社会就要给其终生优厚的待遇与名誉；三是创新体制设计，只针对有创新意识，并且正在创新的人群，而不仅仅是高知人群；四是大学培养的研究型人才，要以创新为标准来选拔，而不是用知识量来考核。

目前，中国科学研究体制，有一些项目是在花钱买废纸。改变现有科研体制，国家和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定期发布科研方向性指导课题目录，科研人员只要给一个基本的情况登记就可以，待有一定有研究，再评审，如果有意义，政府就开始给付研究的成本费，之后的研究，研究者有经济困难时，随时以具体事项的研究成本需要申请经费资助，直至研究成功，对成果得到专家和同行认定之后，政府就必须给数倍于成本的奖励给予鼓励。如果没有研究成功，政府只负担其研究的部分成本费用。不见成果不给经费的办法，必然促进科研工作向真研究，研究真问题转向。而且，政府可以利用经费支持力度，来引导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方向。

科研，不只是自然科学的事情，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比自然科学更重要。轻谁、重谁都是错误的。科研也不只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只管基础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及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资助。可以商业化的技术研究主要由大企业集团为主体，政府只是扮演资助角色。如电动汽车的电池等核心技术。

高等教育机构，是创新的源泉。它是发现创新人才的起点，是培养创新意识的主体，是社会创造性人才的集中地，其本身就是创新、创造的实体。

民间也有科研，我们只需要倡导创新意识与建立创新氛围，民间的科研就自然形成。例如：证券市场的诞生之前，1760年，伦敦的150名股票中间商在咖啡馆自发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买卖股票，1773年该俱乐部更名为股票交易所，这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开端；1792年，24名经纪人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聚会，约定每日在梧桐树下聚会从事证券交易，并订出了交易佣金的最低标准及其他交易条款。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端。又如，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在汽车行业的应用。是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濒临倒闭时，出现了传奇的艾柯卡，挽救了克莱斯勒；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分拆；菲亚特与克莱斯勒重组。

再如，马云和阿里巴巴没有重大的科学发现，却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奇迹。比尔•盖茨多次被人讥讽为没有自己的原创产品，但靠之起家的BASIC语言，并非他自己发明，为他带来滚滚财源的当家产品DOS是从其他公司购买的，Windows借用了施乐公司和苹果公司的技术，IE浏览器源于网景公司的创意，Office办公系统的多数软件出自微软收购的公司。微软公司虽然没有自己的创造，但他们善于“再次发现”别人的创造，更重要的是“重新组合”为新的产品，终于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典范。乔布斯创造苹果公司的神话也是如此。企业创新，直接带来巨额的财富、经济效益和社会的进步。

在创新与创造面前，任何政治倾向都是没有意义的，党和政府要把创新人才、科研工作者当做家庭“独生子女”一样看待，专职从事研究工作者，他们在研究领域之外，可能是“婴儿”，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科研的风险巨大，成本高昂。100个研究项目，可能99个没有大的建树或是失败的，只有一个成功，而这一个成功者，往往是建立在99个失败基础上的成功，国家必须承担这99个失败的成本。对科研工作者，国家和社会要有“大爱”之心，不能用普通人的作为与作派来衡量他们的工作。

3、效率。
效率，是指有用功率与驱动功率的比值，从它引伸出多种含义。所以，效率分很多种，如机械效率、热效率、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等。这里的效率主要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或称是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即配置效率。

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一项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再延伸下去，社会管理也有效率问题，而且，社会浪费比物质部门的浪费，规模更大、持续时间长。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期间，有三大效率问题，是不可放弃的，必须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一是经济效率，二是劳动效率，三是管理效率。

其一，经济效率。经济学的效率是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相反的情况包括：“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这样的经济当然只能生产少于“无上述问题”时该经济原本可以生产的物品，或者还会生产出一大堆不对路的废品。这些都会使消费者的境遇比本该出现的情况要差。这些问题都是资源未能有效配置的后果。

如：垄断，在中国十分普遍，有垄断的市场是最没有效率的市场，而且直接带来劳动者的收差入差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希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史泰丽(Terry Sicular)教授合作的论文《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获得第十四届（201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实证地分析了行业垄断对我国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差异的不良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行业垄断已成为继教育之后的，导致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第2大因素；与竞争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从业人员高收入的60-80%是由于垄断因素造成的，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消除竞争，竞争反对垄断，竞争有效率，垄断无效率，垄断是竞争的死敌。中国垄断最严重的是中央企业垄断经营和地方政府的垄断行为，如何打破中国式垄断，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事情，既有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有来自政府的反对，还有政治理论的支持。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关于“资本公有”的实现问题，它是中国打破垄断的最大理论障碍，没有政治决策和较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很难突破。在效率与“资本公有”（包括土地公有）的两种选择，是中国最大的效率问题所在。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如果有其存在的必要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它正在体现中国的国力，但必须有严格的监管制度设计，它必须承担其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要么直接承担物价调节作用，要么其获利直接造福于大众，决不是利用其垄断地位自利和与政府讨价还价。如果不能承担社会义务，不为民造福，就没有垄断的必要。

又如：污染与环境破坏，它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从而使环境的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甚至生命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在近20多年里，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污染与环境破坏是中国最不经济行为，根本谈不上效率。地球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可再生，地球上的水、空气和土地，都是有限的，人口增长与消费需求是无限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人民大众的观心，但事实上，全国各地仍然在为了眼前利益，有的仅仅是为增加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一个目的，都在做整体亏本的生意。在利益与环境成本之间，选择了小利而弃高出其收益好多倍的成本而不顾。

再如：政府干预，如果承认经济是自然现象的话，政府最好不要过多的人为干预，这在经济学产生时就被证明了的。当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就产生了。但凯恩斯主义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随后，世界经济就多次出现周期性经济高涨与危机的发生，且一次比一次厉害。

其基本过程是：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降低利率。资金成本的降低刺激企业增加投资，经济在需求的拉动下进入繁荣。随着经济高涨出现的经济现象就是资源约束。

企业增加投资，对投资品如钢铁的需求上升，钢铁行业需要更多的资源，建更多的高炉以增加钢铁产量。这就引起消费品生产的下降，供应短缺，消费物价上涨。当通货膨胀超过了社会的可承受度时，中央银行会加息以抑制投资需求，对钢铁的需求下降，资源回流消费品部门。然而回流过程并不完全可逆，由于资本具有专用性，炼钢的电炉不能用来缝制牛仔裤，仅部分通用设备和人员转移到消费品部门。前期低利率下的投资高峰造成钢铁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企业亏损和倒闭，投资品部门率先进入衰退。钢铁业的萎缩最终也会影响服装生产，因为钢铁是制造缝纫机的原材料，衰退于是从投资品扩展到整个经济。
　　
更严重的问题是投资与投机。低成本资金供应充裕，企业和个人急于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如果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资金极有可能进入资本市场如股市和楼市。因短期内股票和房屋的供应不变，新进入资金引起价格上涨，立即产生不菲的“投资收益”。高收益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更多的资金进一步推动资产或资本价格上涨，资金--资产价格--预期收益之间如此反复循环，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直到破灭的那一天。

当今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或以实体经济的通胀为先导，或以资产泡沫为预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后者的概率越来越大。上一世纪早期，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21年的66点涨至1929年崩盘前的300点以上，年平均增长速度为同期GDP的3倍多。在长达十年的减息周期中，日经指数从1982年的7000点，大涨至1989年底的39000点，此后不久，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20年的衰退。从1980年代中开始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泰国的银行贷款以年平均25%的速度增长，股票价格指数相应从1986年底的200点上涨6倍，达1996年中的1300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则源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2002年房地产价格指数还只是97，5年之后的2007年就翻番到201，年回报率达15%，除了新兴的技术行业，实体经济中哪里能找到这样的轻松赚钱机会？

泡沫虽壮观，终有破灭时，刺破泡沫的往往是中央银行自己。担心通胀或者过高的资产价格，央行紧缩银根，灾难随即到来。日本央行于1989年五次加息，股市、楼市双双倒下。美联储从2004年中到2006年中，连续17次加息，次按违约率随还债成本上升，投资者恐慌性抛售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CDO（指担保债务凭证），拉开了金融危机的序幕。当今世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是政府没有制衡的干预带来的恶果，凯恩斯主义是元凶，它对经济社会造成的破坏和资源浪费，无法估量。

其二，劳动效率。劳动效率是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水平。它反映一定量劳动投入所得的有效成果数量。产出的成果，可以表现为实物形态，也可以表现为价值形态。劳动效率概念可应用于所有社会经济部门。它包括劳动过程的物化效率和活劳动效率两大部分。

物化效率主要体现在技术上，我国能源和资源消耗率与发达国家比，是较高的，产出率较低，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活劳动效率，统计学上称其为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较于发达国家也是比较低的，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素质上。除了坚持第一次分配按能力为标准外，更重要的是普遍提高生产、建设、经营、管理与服务一线劳动者的素质。这就是我国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后，职业教育比起基础教育的公益性定位更为重要的原因所在。

其三，管理效率。通常情况下，管理效率主要是指企业的管理效率，企业的管理效率已经被广泛认可，但中国全社会的管理效率问题却没有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效率、政府集中的政府收入的使用效率等，基本上没有效率一说。

党和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仅仅是表面现象，重要的是其管理本身是否有效率、有没有因管理带来负效率的问题，值得商榷。需要深入地实证研究才有说服力。

政府集中的收入本身，实质上是对社会劳动的直接剥夺，其使用本应是最讲究效率的，可是中国的政府的收入到底有多大的量，占GDP比例到底是多少？谁也说不清。即使是政府自己也统计不清楚，中国政府对自己的收入管理，是不科学的。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而《人民日报》2011年9月19日发文认为：《“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说法不实》。其批驳没理无据，这要用数字说话，如果全球是用一个标准统计的话，应该能说明问题。

即或是不从效率上讲，中国政府也有义务，把政府自己到底一年收了多少钱，怎么用的，用在那些方面，清楚明白地向世界公布，向人民说清楚。在数字清楚之后，再来谈效率才有意义。

4、公平。
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一般是指所有的参与者（个人或者团体）的各项属性（包括投入、获得等）平均。公，为公正、合理，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平，指平等、平均。公平一般是在理想状态下实现的，没有绝对的公平。现代社会意识和道德提倡公平，公平也是各项竞技活动开展的基础。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公平一般靠法律和契约保证，由活动的发起人（主要成员）制定、参与、遵守。

地球上的人类本来没有公平可言，它只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因为：

第一，人的出生，其性别、种族、肤色、长像、国家、地点、父母、家庭等等，都不是自己个人的选择，唯一由自己选择的是努力程度。而且，个人的努力并不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的人一生的起点，大多数人一生的努力都不可能达到。所以，有命运一说，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人的智能是一个系统，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智能项目有：智商、情商、财商、魂商和变商五大基础智能，以及8个特殊智能。人的智能结构差别较大，不同的智能组合决定人的性格和可能的培养方向，教育的真谛就是发掘人的智能优势，尽最大可能发掘其人生的最大效能与效用。许多人因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或一定社会的教育本身的缺限，其智能优势没有得到发挥，人生的效能难以得到展示和应用，不可能取得人生应有的效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因为资本占有的原因造成的，其实，资本占有只是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还有人的能力不同、社会政策差别等原因存在。而资本占有应归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其目的就是为了公平地资本占有，但解决不了人的能力问题与社会非资本占有之外的政策差别。

所以，公平，是相对于社会政策而言的。社会政策公平才是公平的真正内涵。中国的高考制度，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抛开人为因素外，其顶层设计本身是最公平的社会制度。同时，社会主义把资本所有制作为社会追求公平的标志，不顾及其他社会政策的公平，条件并不充分。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资本占有和人力资源利用的有效性，但不能解决其他社会政策的公平；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部分资本占有和人力资源的效用问题，但社会主要资本占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历史原因等，其他社会政策也不尽如人意，如户籍政策、教育政策、分配政策等。

公平，还有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之分，所谓横向公平，是同一类人做一样的事情，应该得到相同的报酬；所谓纵向公平，是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应该得到不同的报酬。这在中国当今社会，存在横向和纵向不公平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分配不公，它实际是社会动荡的总根源。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是资本占有，贫富程度，实质都是社会政策本身造成的。人类社会的矛盾、战争，都是围绕利益，期望得到公平的待遇而进行的。

自中国正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联系实际，长期思考，本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不是资本公有，不是平均富裕，而是反特权、主张社会公平与正义。当人人认为当今社会对自己个人是公平的，整个社会政策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正义的，而不是懒惰者也能过得很好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是社会底层人群和生存能力低下者，在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消灭绝对贫困。人人成才，奖勤抑懒，按劳取酬（不得再提提高居民资本所得），实现灾有所救、病有所医、残有所依、小有所爱、少有所教、老有所养。

公平，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不应只看到资本占有这一不公平制度带来的不公平，其他社会政策也是造成不公平现象的原因，需要社会主义最高当局对政策公平进行列表式清理，一项项的审视，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策对任何人都应该公平对待出发，改造我们的社会，中国才能进步与发展，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2011年9月27日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mail ：chaifh1957@sina.com.
传    真：0713-8345265   QQ：30327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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