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格，有本能，人生则可自立” [复制链接]

　　记辛亥革命时期报业先驱田桐

　　辛亥人物
　　田桐（1879-1930）  湖北蕲春人，字梓琴，号玄玄居士，笔名恨海。青年时代跟随孙中山，是同盟会发起人和元老之一。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田桐在海内外先后创办与笔耕过《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复报》、《中兴日报》、《泗滨日报》、《国光新闻》、《国风日报》、《民国》、《太平杂志》等报纸杂志。
　　严希敏  

　　2010年初夏，在新加坡留学的女儿兴奋地告诉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网站上看到了田桐先生在新加坡主笔的《中兴日报》电子版！深深为我的太公田桐感到无限欣慰。 　　听家人回忆，田桐的父亲是清末新派学者，田桐在父亲的指导下接受启蒙教育。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读书时，田桐与同学宋教仁、居正、吴崑等志同道合，鼓吹革命。
　　学生时期的田桐因在考卷上撰文抨击时弊，清巡抚端方以“肆谈革命，大逆不道” 责令从严惩办，田桐东渡日本留学。到了日本，田桐与湖北留学生白逾桓商议，召集在东京各省的同志，打破地域与社团观念，集中力量办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报刊。湖北公费留学生张炳标主动出钱资助，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慷慨解囊。　　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
　　1905年6月24日，由田桐、白逾桓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问世，在《发刊趣意》一文中说：“对于内足以组织完全之国家，对于外足以御列强之吞噬。于是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此则我《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所以发刊之趣意也。”杂志栏目很丰富，有论说、学说、政法、历史、军事、实业、理科、丛录、文苑、图画、时事、时评等，从方方面面宣传爱国主义，鼓吹革命，在留学生中争相阅读。 　　不久，宋教仁、陈天华、吴崑、秋瑾等革命同志相继到达日本，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聚在一起，雄心勃勃，《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更是如虎添翼，人员达到100多人，大家一致推选宋教仁为总庶务，陈天华为总编辑。很快，第二期《二十世纪之支那》出版了，增至120页，发行3000册，宋教仁与田桐是主要撰稿人。
　　后来陈天华因故离开，有人提出停刊，田桐坚持无论如何也要占领这个革命宣传的阵地，几经周折，程家柽承担了总编。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田桐热烈拥护，并积极动员《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成员加入，他也成为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田桐被举为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负责机要。
　　黄兴提出同盟会应有自己的机关报，而《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半数以上社员都已加入同盟会，可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得到到会成员的一致赞成。接着第三期《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也印刷完毕。但不虞之事发生了, 因为蔡序东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上发表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触怒了日本当局，他们出动警车，查封杂志社，将已印好准备发行的刊物没收一空，还传拘宋教仁、田桐。 　　宋教仁、田桐在日本警视厅一天就被提审了6次，由于他们俩毫无惧色，智勇双全、能言善辩，终于平安脱险。
　　《民报》成同盟会机关报　　《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因为日本官方的查禁，按原计划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已不可能了，1905年9月杂志社的物资设备全部移交给同盟会，经过短期筹备改名为《民报》， 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个机关报。
　　《民报》第一号于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出版。孙中山先生致发刊词，第一次用文字诠释了三民主义，革命党通过《民报》大力宣传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用世界各国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运动建立理论基础。 　　同时，从1905至1907年间，《民报》一直与攻诋革命、宣传君主立宪的《新民丛报》就有关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新民丛报》在1907年第92期上自己做了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所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 因此，革命党在同立宪派论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民报》发刊后，在海外留学界及华侨社会广为传播，香港、西贡、槟榔屿、河内、檀香山、新加坡、吉隆坡、旧金山、纽约、加拿大等地都设有代办所。虽然被清政府严禁，但流传到国内也不在少数。《民报》常常供不应求，最高发行量达到1.7万份。 　　《民报》的执笔撰稿人都是孙中山先生身边的革命中坚力量，他们不仅革命意志坚定具有献身精神，还思想深邃文笔犀利如胡汉民、宋教仁、田桐、陈天华、章炳麟、陶成章、朱执信、刘光汉、黄侃、汪东、张继等，强势的笔阵深受国内外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欢迎。
　　再创《复报》争取读者　　田桐是一个善于观察勤于思索的年轻人，在为《民报》撰稿、笔战的过程中，他认为《民报》偏重于法理方面的论述，为了争取中下层的读者，他想办一个通俗易懂的刊物与《民报》相呼应。田桐的建议得到柳亚子、高旭等同志的大力支持。1906年5月，他们创办的月刊《复报》开始发行。《复报》的第一号刊登了田桐以恨海为笔名发表的《满政府之立宪问题》一文，文中指出：“中国可以为民主之立宪也，万不可以戴满洲政府而为君主之立宪；中国可以联满、蒙、青、藏而平等之立宪也，万不可以戴满洲政府而为不平等君主政体之立宪。”他还指出，“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法治国者何？以所立之法，为一国最高之主权之机关。一国之事皆归法以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以统治……”明确地提出了民主立宪、以法治国的先进思想。
　　《复报》文字浅显通俗，文笔淋漓尽致，更适合广大民众，所以风行一时。《复报》的主要作者田桐、柳亚子、陈去病等都是著名诗人，常用诗歌宣传革命。为了贴近普通老百姓，田桐尝试写白话诗，其中有警句“大哭一声皇帝墓，儿孙这样怎安排？”被大家传诵。　　主持《中兴日报》笔政
　　1907年田桐奉孙中山之命去河内运军用劵，遭遇铁窗半年的煎熬。出狱后收到孙中山来信，要他及时去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笔政，田桐又匆匆上路。　　早在1903年，新加坡华侨陈楚南、张永福受革命思想影响，创办了宣传革命的《图南日报》，为南洋革命报的元祖，但因资金缺乏停刊，后改组为《南洋总汇报》不幸落入保皇党手中。
　　1906年，孙中山与胡汉民到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分会，筹备建立宣传机关，决定创办《中兴日报》为革命宣传阵地。由于南洋地区保皇势力较强，特别需要一位忠心于革命、笔战有经验、思想有创意、文笔有功底的人来主持，田桐就成为孙中山的最佳人选了。　　《南洋总汇报》的保皇派徐勤以《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首先发动论战，总主笔田桐立即召集编辑开会，分论点研究写作要点，按孙中山“攻心为先，以理服人”的主张发起驳斥。
　　田桐、胡汉民、居正、陶成章等《中兴日报》的笔杆子都是革命党中能文善辩之士。　　当时，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先后发表了《平实开口便错》、《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认错》等文，对保皇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田桐以《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革命军与响应军》等多篇精彩的文章投入笔战，还犀利地直指保皇派的国民宪政会与政闻社以宣传立宪思想为名，实际为诈取金钱。
　　笔枪墨炮中，革命党以《中兴日报》为阵地，与保皇党就“革命与立宪”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激烈论战。南洋群岛原先不明国内情况的侨胞们从论战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纷纷争读《中兴日报》。日销量达1000份以上。    　　历险《国光新闻》
　　田桐是一个思维很活跃的人，经过反复分析思考，他认为革命党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点都选择在远离京城的地方，而世界上一些革命成功的国家多半都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发动起义，于是田桐决定北上实施“中央革命”。 　　到北京后，田桐通过在东京同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程家柽，认识了景定成、续西峰、井勿幕等革命同志，1911年8月，他们共同创办了《国光新闻》报。田桐担任主笔，每天不亦乐乎地采集编写，常常工作通宵达旦。
　　《国光新闻》以“倡导立宪、排斥官僚政治”宣传革命，成为同盟会在北京地区的言论机关，同时报社也是联系北方志士、策划“中央革命”的地方，革命党在这里为能推翻满清而等待起义时机。　　袁世凯执政后开始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田桐尖锐地针对他破坏《临时约法》，操纵控制内阁的种种事实进行口诛笔伐，《国光新闻》成为京城里抨击袁世凯政府最激烈的报纸之一。同时田桐又是《国风日报》的编辑，两报双管齐下像炸弹一样让老袁气急败坏，他心生一计，派田桐的旧友农商部次长张仲华带10万元的银票给田桐，进行收买贿赂。
　　田桐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立即叫报社经理李基鸿拒收银票，义正词严地痛斥老袁的阴谋。袁世凯恼羞成怒，他派出杀手，预谋等田桐熟睡后朝他开枪，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深夜田桐的房间传来枪声时，田桐正好还在报社工作没回家，奇迹再一次与他不期而遇。朋友们都劝告他小心防范，田桐却说：“死生有命，吾何惧焉！” 奋笔《民国》宣传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不幸在上海遇刺。
　　田桐与宋教仁是武昌文普通中学的同学，他们志同道合，立志反清，为缔造共和，两人一同亡命天涯，奔走国事。田桐立即赶到上海向孙中山请战讨袁，并再次投笔从戎，与张汇韬一起率兵出征。但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再度避走日本。 　　这是革命运动跌入低谷的时期，大批革命党人流亡东京，不久孙中山先生也来到日本。
　　久经历练的孙中山没有悲观失望，他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软弱涣散、不服从指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坚持的入党规定：在入党誓约中提出“附从孙先生”，并加按指模。他认为这是一种专制独权的行为，在与孙中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悄然去了美国。  田桐与黄兴是多年的莫逆之交，为黄兴的离开他感到非常遗憾。但在这场争论中，田桐一直拥护孙中山先生，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在孙中山先生指示下，田桐与陈其美、居正、胡汉民、杨庶堪、周应时等人成立筹备委员会，讨论组织机构、干部选举、党员大会等问题，为成立中华革命党总部作准备。
　　为进一步扩大革命宣传，在孙中山支持下《民国》杂志于1914年5月10日创刊，胡汉民任总编辑，田桐与朱执信、邵元冲、周瘦鹃、苏曼殊、戴季陶、廖仲恺等参加编撰工作。 　　田桐奋笔疾书，在《民国》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名誉论》，他从“名誉”的内涵与外延，深入地阐述了名誉与人格、道德的关系，强调革命党人“名誉”、“人格”的重要。他提出：“名誉过重之人，多不求之内而求之外，意志既失，主义无存，不能保其独立不羁之精神，必致背夫伦理道理之根本。斯个人思想之自由，被专求名誉之心所束缚而不能自解，为名誉所驱使之流弊，不免为他人无形之奴隶。”他还说：“有人格、有本能（此本能指道德才力言），则人生可以自立。誉者、褒者之来，不必喜；毁者、贬者之来，又何必惧！无人格、无本能，则人生不能自立，毁者、贬者之生，固属必至之事，即令誉者、褒者日至，我亦焉能自立而为人？”
　　他针对革命党中某些“知有名誉，不知有人格”的变节、动摇分子进行强烈的谴责，并大声疾呼：“人间所最重者节操，才能次之。有经久不变节操之人，即为国家社会所托命之人。” 在《民国》第三期上田桐继续撰文《品性论》，他从道德的特征、修养、价值等方面提出“其志望高尚，其本能崇贵，廉洁以居心，诚信以接物，忠实以任事”的品行标准，“性尚侠义，立志坚忍，临事果敢，遇艰难而不惧，经苦痛而不挠”的品性内涵，强调革命志士历练“品性”的必要。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田桐出任党务部副部长，参加本部领导工作，同时被委为湖北支部长。
　　《民国》杂志社不但是舆论机关，也是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孙中山在这里经常与田桐、居正、胡汉民、陈英士等共同研讨，制定革命方略。　　抱憾《太平杂志》
　　1928年田桐被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五十而知天命的他并未就任，却在岁月沉寂之处，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中潜心学问。他以一生的经历与研究，综合古今中外盛衰兴亡之道，拟定提纲撰写著作《太平策》。 　　田桐还联络同志在上海创办《太平杂志》，张继任社长，田桐任主笔，章太炎为杂志封面题字。《太平杂志》的宗旨是“发挥三民主义，敷布五权宪法，收拾时局，永致太平”。同时《太平策》的各篇完成后在《太平杂志》上登载。遗憾的是《太平杂志》出版三期后因经费拮据而停刊，1930年7月2日，田桐抱憾离去。
　　（注：作者系田桐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