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老师 一双手都数不过来 [复制链接]

“老头子商若冰、大儿子商永平、三儿子商永建、姑娘商永馨、孙子商维术、孙女商维熹，加上我都当过老师。”9月20日，83岁的退休老教师吴燕华，带着她的教师家族接受采访。谈起家里的教师队伍，她显得特别精神，“如果再加上我的两个亲妹妹，加上老头子姐姐的三个儿子，还有孙女婿，一双手都数不过来，教过的学生只怕有上万人。”
商姓，在中华姓氏榜上排240位，全国商姓人口才32万。而在长江与汉水的汇合之地，这户商姓人家，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教师“产量”却如此之高。
2004年丈夫去世后，吴燕华成了这个教师世家的“家长”。老人回忆，1947年她跟丈夫商若冰结婚后，就从汉口市立第一女子中学退学，过着传统的相夫教子生活。解放后，新中国百废待兴，只有20%的学龄儿童能入学，成人文盲率高达80%。1950年，丈夫当上教师，并鼓励她也当老师。
1951年底，吴燕华在当了一段时间代课老师后，正式成为头道街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当时，一个月工资55.5块，丈夫一个月工资120多块，算是收入较高的家庭。
“白天上课，晚上家访，回家还要备课，连考试卷子都是自己刻自己印。”吴燕华笑说，那时一般都是老师主动找家长，还要提前几天打招呼，用现在的话来说叫预约。如今学校倡导的分层教学、“走班”模式，其实在她教书的年代就有了，“因为教室不够，一个班只上半天课，还有半天学生就分散到几个地点分组学习，老师在各个小组来回走动教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教师家庭的命运变得艰难起来。丈夫从有名的“红校长”变成“臭老九”，大儿子和二儿子下放到浠水，三儿子下放到新洲，夫妻俩带着另三个孩子到了蕲春，一家人开始数年的分居生活。
“苦倒没什么，就是怕被人瞧不起。”那个年代，教师地位蛮低，很多人因此离开这个岗位。
20年间，工资增长10.9倍
“老头、老娘都是当老师的，又是老大，不好好学，有点说不过去。”事实上，商永平的学习好也是被父亲“擂”出来的，“当时考试实行‘5分制’，得4分要挨打，得3分就不消进家门。”
1978年，黄石一家子弟学校急需老师，他因有高中学历，被推荐去当代课教师。
那时，学校对教师需求量很大，但财政又不允许这么多教师都转成公办教师，所以民办教师、代课老师成了当时特有的产物。“不要说英语，连普通话都不作要求，我到现在还是一口汉腔。”商永平说，当时像他这种情况叫“以工代教”，站在讲台上教书，享受工人待遇，一个月工资37.44元。1981年，他被调回武汉，正式转为公办教师。
有统计表明，1984年至2004年的20年间，中小学教师的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0.9倍。商永平作为商家第二代教师的代表，亲历了这种变化。“80年代一个月差不多七八十块。近两年，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后，收入明显提升。如今退休了，一个月还有5000多块，翻了六七十倍。”
1985年9月10日，我国第一个“教师节”，电影院有教师专场，老师到商店买东西有优惠，逛公园景区可免票。身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商家人又感觉扬眉吐气了。
随后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掀起一股“下海热”，商永平却始终牢记父亲的话：吃了教师这口饭，就要端好这个碗，要对得起“人民教师”这个称谓。
如今，在教师这个岗位上站久了，真要他坐下来，他还有些不习惯。
读师范包分配让人省心
女儿是被商永平“逼”上讲坛的。从教9年，已是江汉区语文学科带头人的商维熹，回想起那次“家庭动员会”记忆犹新。
当时，初中毕业的商维熹想考卫校，可以好好照顾生病瘫痪的妈妈，但同为教师的姑姑说她“胆子小，看见血就发晕”，只得放弃。后来，她又想考高中，可家里客观条件不允许。
“还是读师范吧，政策规定可以包分配，我们就不操心了。至于读大学，只要你肯学，今后也有深造的机会。”商永平的一席话比较现实。
2003年刚分配到江汉区回民小学教语文时，商维熹一个月工资606块。一晃9年，不少同事、同学都跳槽了，她也曾动摇过，但情感上有太多的放不下，“不想走了，舍不得这些单纯的伢。”正如奶奶当年说的那样，“你对学生好，学生会把你当自家人，一生都记得你”，许多学生毕业后还常回来看她。
教师
这62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教师社会地位很低，在各行各业里被排到了第九，故有“臭老九”的叫法。
改革开放之初，在国民经济十二个行业中，教师仍在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三位之间徘徊。
1985年9月10日，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诞生。春蚕、蜡烛再度被记起，奉献、付出重新成为主流，教师完成了从“臭老九”到英雄的蜕变。
2003年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教师、科学家、医生排名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前三位，教师名列第一。
2007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鼓励更多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
2008年12月，国务院通过相关意见，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