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治先生病，与汪精卫对骂 [复制链接]

　　孙中山秘书田桓：为治先生病，与汪精卫对骂
　　记田桓往事以及追随


　　田伯炎
　　辛亥人物　　　　

　　田桓 (1893-1982) 　　
　　1893年生于湖北，1913年就读东京美术学校。16岁加入了同盟会，20岁追随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时，田桐坚决支持其主张，立誓效忠孙中山，成为中山先生得力助手，留在孙中山身边担任侍从秘书达12年之久。1920年至1949年间曾先后在广东、上海、河南、北京、湖北等省市各级军政部门供职。　　1953年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1958年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有篆书和楷书作品收入《近代名书家集》(1924年)和《书法大成》(1948年)。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部分上海代表合影。前排左二为田桓，左四为高梨痕，后排左一为黄埔同学会主席李赣驹。
　　1965年的某一天，父亲在家中伏案书写，我隐隐听到抽泣声，一会，竟听见父亲失声痛哭，我不知何故，忐忑不安地去安慰他，原来，父亲正在撰写纪念孙中山先生100周年诞辰文章，他想到与孙中山先生共度的时光，不禁动容，热泪盈眶，他说：“我又看到先生了！”还不断地说：“中山先生真是太伟大了！”
　　说起父亲田桓，很多人只知道他曾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但谁又知晓他在中山先生身边12年中有着好多让他一生刻骨铭心的动人往事呢？
　　今年11月12日为孙中山诞辰145周年纪念，再度翻开父亲留下的文稿，细心体验，那些时间长河中的历史片段里又重现了当年的生动辉煌。
　　少年时与革命党人为友
　　我的家乡是湖北蕲春县。曾经是太平军根据地，辛亥革命前又是革命党活动的地方。祖父田士莲是一位新派学者，又是太平天国将领吕松年的女婿。他的子侄辈和学生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大伯田桐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的创建工作（同盟会成立前预备会议出席者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程家柽、张继、田桐、白逾桓、吴春阳、但焘）,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二伯田枬（仲琴）早年因参加反清活动而遭清廷杀害。因较早接受革命家庭的熏陶，先父田桓16岁时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成为一名革命党人。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相继病亡，官府当局组织“哭临”（帝王死后的哀悼仪式）。在学堂的拜祭仪式上，堂长强迫学生五体投地朝光绪、慈禧遗像叩头。父亲当时年少气盛，不愿屈从。他扮鬼脸、装怪相，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一场肃穆祭仪形同儿戏。堂长杨子绪见先父如此“无法无天”，咆哮如雷，责骂田桓对上不敬，要开除他。次日，开除的虎头牌高悬揭示处。幸好黄氏公屋的黄侃赶到，他将虎头牌摘下，砸得粉碎，摔在地下，大骂“老贼”而去。先父看着黄侃远去的身影，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而内心深处也更加深了对他的尊敬。
　　黄侃字季刚，是章太炎得意弟子，也是我国著名的训诂学家。他的性格狂放不羁，虽不是同盟会成员，却始终同革命者站在一起。
　　1911年5月，居正（田桐义兄）和焦达峰（曾与邓文翚、刘公等组织共进会，为同盟会外围组织）突然来到蕲州，去学堂找田桓。居正广济人，是田桓长兄田桐在武昌文普通中学结拜的盟兄，情同手足。居正排行第三，田桓平时叫他三哥。一见面，田桓笑着问道：“三哥，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居正笑了笑，把田桓拉到身边，神秘地告诉他：“我们准备去偷金菩萨！”田桓吓了一跳，以为他在开玩笑。居正讲目前革命经费极为困难，想到洗马坂达城庙有尊金菩萨，可以盗出来充作革命经费。故前来试探。听了他的话，父亲笑了说：“当革命党还要做小偷呀？”居正说：“老四（田桓在家排行第四）别胡说，为革命筹款怎能称小偷？” 说着，他们俩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翌日，田桓给居正指点去达城庙的路径，便问：“三哥，我们今天是排满，明天是驱除鞑虏，到底哪一天才能把光复的义旗升起呢？”居正说：“ 正准备呢，不会太远了。你遇事要小心，到时不要措手不及。”
　　蕲州光复，剪官吏长辫
　　1911年10月10日，终于传来武昌起义成功的特大喜讯，欣喜若狂的田桓立即联合同盟会会员直奔城防保安队，虽然保安队是清政府的武装力量，但士兵们都是家乡的子弟兵，田桓很快地说服了他们响应起义。然后田桓找到商会会长，当铺朝奉，要求他们供给各种布匹,连夜赶制了两面白布大旗和一百多顶鸭嘴帽备用。
　　10月12日一早，父亲带领县高等学校的同学将白旗插在城楼上，发布了蕲州光复的信号。满怀激情的同学们汇聚街头，告诉大家马上就有革命军开进蕲州。田桓赶到县衙门，剪去县太爷和衙门官吏的长辫。
　　蕲州的顺利光复，积极支持与响应了武昌起义，这也是蕲州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长期艰辛活动的结果。
　　武昌起义后，田桓见蕲黄一带起义成功，局势稳定，想到武昌去见起义都督黎元洪。到了咨议局都督府，门卫见田桓是一个少年，就毫不客气地挡了驾。父亲拿出写着“田桓”两字的大红片子交给他，门卫接过片子端详了一会，忽然露出笑容，问：“你是田桐的兄弟吧？”父亲回答说：“是啊！我是蕲州起义的首领啊。”门卫吃惊不小，马上变得客气起来：“呵呀！大革命、大革命！”并立刻把父亲的名片进呈黎元洪，黎马上召见田桓。
　　黎元洪没有一点前清官僚的架子了，因为他心中有数，田桓是居正、黄侃最支持的人，又是田桐的兄弟。故他对田桓特别客气，先与田桓叙家常，然后问及蕲黄光复的情况。谈话间，黎元洪不断向田桓说了“年少有为”之类的恭维话。彼此谈得倒也融洽，黎元洪还热情地对田桓说：“你最好到各处看看，多玩几天。”
　　辞行时，黎元洪给田桓一条长八寸、宽三寸的大红绸条，上面亲手写了“各部行走”四个大字，父亲立刻把它佩戴在胸前，出门时，重重警卫都向他持枪敬礼。
　　被孙中山称为少年英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田桓到南京拜谒中山先生。见到内务部次长居正和时任秘书长的大哥田桐，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吴玉章也在。吴玉章、田桐都是同盟会评议员，私交甚笃。
　　田桐对吴玉章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来点，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 吴回答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先不谈这些。” 后来孙中山先生委任他为总统府秘书处主任，他愉快地接受了孙先生的邀请。
　　居正领田桓晋见孙中山先生，并讲述了他在蕲州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和起义经过，孙中山先生极为高兴地连声说：“小田先生真了不起，不愧为少年英雄！”“我们党正需要这样的新生力量。”
　　1912年, 大哥田桐送田桓赴日留学, 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
　　翌年初，孙中山以铁道总长名义到日本考察。田桓被选为学生代表在横滨欢迎中山先生。田桓的欢迎词热情洋溢、深得要领，孙中山先生极为赞许。不久，田桓被任命为侍从秘书，从此追随中山先生革命达12年之久。
　　二次革命失败，田桐与大批革命党人流亡东京，并与皖鄂各省同志在东京创建了“天健学社”。21岁的田桓住在天健学社里，全力为学社筹划、经营。革命同志们后来都说，天健学社为建立中华革命党的初基，田桓的功劳还真不小呢！
　　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时,规定凡加入中华革命党者，必须重写誓约，特别在誓约中提出：“服从孙先生”，并加按指模。田桐是立誓忠于孙中山先生和赞成“按指模”的积极支持者，父亲田桓也积极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田桐出任党务部副部长兼湖北支部长，田桓任印铸局局长兼党务部干事，为中山先生镌刻“大元帅印”、“孙文印”。
　　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活动，中华革命党党部门上挂“大田寓”三字用于掩护，党部的工作由田桐负责管理；田桓在党部附近租住，写“小田方”三字榜于门首，田桓做事勤勉、思维敏捷，孙中山先生常常夸奖鼓励他，并称田桐为“大田先生”，田桓为“小田先生”。 为讨袁战斗冒险运军火
　　1916年,孙中山任命田桐为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回国讨伐袁世凯，田桓也与田桐一起回到湖北参加讨袁战斗。
　　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统一部署的战役，革命同志们都积极备战，但与袁世凯交战急需的军火运输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交给谁来完成？田桐忧心忡忡。
　　这时，24岁的田桓主动请缨，田桐想到弟弟太年轻，与敌人周旋中缺乏应对紧急情况的经验而不同意。  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多年的田桓从来都是知难而上，临危不惧，军火需求紧急，必须有人冒险行动，他再次请求：“你放心，我一定争取时间完成任务！”
　　后来，田桓如期将军火运到汉口，田桐得知弟弟平安归来，异常高兴。同志们一致称赞田桓胆略过人，说：“以前佩服你的才华，今天才见识了你的胆量。”
　　1923年2月，在孙中山家中的花园里，孙中山对田桓说：“革命是艰苦的，我们要不断努力，要跟着时代走，不能停留！” 还问：“国共合作后，你有什么打算？”田桓坚定地回答：“我总是跟着先生，先生革命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孙中山先生见他态度坚决，便笑着说：“这样就对头了，很好！”
　　不久，先生委派田桓为国民党本部的干事，还兼了许多职务，如第二军主任秘书，北伐军第二军第一师高等顾问等。
　　说服孙中山发补助
　　1923年2月，鄂籍国民党员20多人，回湖北老家进行革命活动，苦于生活难以维持，便集体拟定困难人员名单托田桐、居正向孙中山先生申请补助。当时，孙中山正忙于改组国民党，制定北伐大计，需动用大量款项，经济极为困难。他与田桐、居正商量：“我现在忙于去广州，一时挤不出钱来，是否等回来再讲。”
　　田桐、居正深知当时处境，不便再说。这些人想到田桓一直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很了解先生，也敢于说话，就托鄂东司令张伯骇等找田桓帮忙。
　　田桓凭着对孙中山先生一贯关心同志疾苦，体恤同志困难的了解，决定试试。孙中山先生见田桓来，就问：“你要来谈什么？”田桓说：“先生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北伐？”孙中山说：“不革命，不北伐，我去广州干什么？”田桓说：“那就再好没有，既然要革命、要北伐，就要依靠大众的力量。”先生说：“这话还要你讲吗？”田桓马上单刀直入：“湖北有二十几个同志生活困难，我是替他们请求先生发点补助费的。” 孙中山先生说：“难道你的面子比田桐、居正还大吗？” 田桓据理力争：“革命不论面子大小，谁有理，谁的面子就大。这次北伐，不是一路出湖南，一路走江西，然后会师武汉？这些人都是革命骨干，不久在武汉迎接先生的就是他们了。”孙中山笑了：“照你这么讲，这笔钱是非发不可的了！” 田桓认真地说：“帮助同志解决困难，是应该发的。” 孙中山笑容可掬地说：“你把名单给我看看。”看后，他幽默地说：“你分得很清楚么，这大概是不能还价的。”于是，孙中山先生批示：“如拟照发，文”。
　　多年后，田桓再次看到经孙中山先生批示过的这张名单时，它已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在陈列室里。
　　被称为“保险公司”
　　陈炯明叛变后，黄大伟与许崇智两人意见不合（注：陈炯明曾为粤系军事将领，曾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后与孙中山意见不合。1919年，粤军被编为两个军，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孙中山电召黄大伟来沪，准备派他去苏联接洽联合之事。不料居正从中阻拦，黄听信后不愿成行，投靠了陈炯明。先生闻之大怒，决定通缉黄大伟，免去居正党内一切职务。从同盟会成立以来，居正一直是孙中山身边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深得先生信任。被免职后居正忧心忡忡，陷入极度孤立。
　　1924年初，居正来到广州约见田桓，表达自己愿意重新回到孙中山先生身边的愿望，但又担心被扣押。田桓凭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刻了解，鼓励居正大胆求见，还保证说，孙中山先生一定会宽宏大量。第二天，田桓陪同居正来到大本营，经过各部门时均无人搭理他，居正更是忐忑不安。田桓向孙中山先生通报居正求见，孙中山先生良久才说：“让他在客厅里等吧。”稍后，孙中山慢慢步入客厅，神情严肃地说：“你来了。” 居正恭敬地回答：“我来看先生。”先生坐在老远的一张沙发上问了些情况，稍后，孙中山面色渐渐缓和，不计前嫌地与居正越谈越起劲，竟完全忘了以前的事，最后还与他们共进晚餐。
　　事后，居正高兴地说：“老四，我佩服你！你真算得上是一家保险公司！”几天后，居正即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武汉执行部部长。正是因为田桓对孙中山先生的了解，深知他的善于容人，不会因一时的错误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居正才能重新回到孙中山先生身边。
　　陪护病危时的孙中山
　　1924年9月，孙中山任命田桓为“长江下游军事特派员”（委任状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嘱他：“如军事方面需要接洽，可打电报。你主要做文化界工作，如记者、大学教授、书画家以及各种协会、教育、律师公会等联络工作，但不要暴露身份。”回沪后，田桓在上海恢复了“停云书画社”，以此为据点与各方联系，按先生的旨意积极工作，支持北伐。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决定去北京商议国事，路过上海。这次他在上海只停留了五天。大概在11月18日下午，有个英国驻沪领事馆的代表，要求会见孙中山，田桓把他招待到客厅里坐下。因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卫玉不在，田桓只好上楼把名片送给先生看，他看了名片，声色俱厉地说： “帝国主义国家派的人我不见”（当时孙中山到上海，英帝国主义分子曾攻击他，并扬言不准他上岸，孙中山在群众欢迎大会上曾予以严正驳斥）。田桓问该怎么回复他，孙中山说：“你既请他进来，就该赶他出去！”当时田桓感到左右为难，又想不出办法请他走。一会儿，那个英国人远远看到孙中山，但孙中山对他毫不理睬，径直上楼，英人见此情形，狼狈不堪，悻悻而去。当时英国是世界强国，孙中山敢于藐视他们国家的代表，毫不留情，这种大无畏的反帝精神让田桓印象深刻。
　　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京肝病复发，入住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田桓得知后，心急如焚，立即赶往北京见到了病危的中山先生。先生对田桓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也来了么？”说罢，潸然泪下，田桓也呜咽不已。通过中医治疗，先生身体颇有好转。这时，汪精卫竟停止了对孙中山的中医治疗，大家对此很有意见但又不敢公开反对。田桓向汪精卫提出质问：“你对先生的病不能独断。中医认为尚有可为，你为何主张停服中药？”汪精卫态度恶劣，与田对骂。田桓说：“你以前受贿八万元出卖先生，出卖自己的灵魂，今天还想置先生于死地吗？”汪精卫愤极，挥拳就打田桓，田桓准备还手，被在场的人拉开。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永远地离开了，临终时他喊出了：“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几个简单而有力的字句让悲痛万分的田桓铭刻在心，终生难忘。
　　在上海永裕建立联络电台  
　　1945年冬,爱国民主主义革命家李济深派代表曹天铎持专函致父亲田桓与何世桢,要在上海永裕里72号家里建立电台，不久，民革前身“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我家初步成立。为了完成宣传反内战的任务，曹天铎与陆友邦联系津浦沿线部队，于是张淦、冯治安、孟绍濂各部将领纷纷来上海田家走动。所有活动情况由陆、曹两人会同张云逸、邓子恢，将详情报告中共中央。1946年10月，田桓奉命从上海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他装扮成一个头戴破草帽、身穿土布服的老农民，向周恩来、董必武报告上海各民主党派开展民主运动的工作情况。1949年春,民革秘密组织“京沪大暴动”，计划控制南京政府，迎接解放军进城。由于特务告密，负责人王葆真不幸被捕，打入死牢，生命垂危。田桓受命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找到居正，居答应帮忙。由于多方营救，当局屈于舆论压力，王被改判死缓，在提篮桥监狱迎接黎明曙光。
　　上海解放后，党和政府对父亲十分重视和关心，华东局统战部按月送来工资与津贴。董必武代表中央，委托地方政府特别关照田桓。1953年，父亲被聘为市文史馆馆员，心情特别舒畅，有人问他：“你为啥整天乐呵呵？”父亲说：“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乐呵呵！”1958年父亲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晚年被任为民革中央委员。1981年，父亲作为上海辛亥老人代表赴北京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并为主席团成员。1982年夏至，父亲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0岁。父亲一生追随中山先生，一直将祖国的统一大业视为己任。在他的最后的一帧书画中的墨荷形象惟妙惟肖，添上的几片荷叶栩栩如生，画上题有“和平统一”四个大字，表达了父亲一生质朴的心愿。

沙发

其实很多的无名英雄都被人们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