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与狗的故事：700流浪狗与生意人的破产史 [复制链接]

南京“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会”，养育员与他们救助的流浪狗。 泱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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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阿福与警方联手收容流浪狗。 高爱平 摄

哈文进与她收容的700只流浪狗。 泱波 摄

吴琼陶醉地接受狗狗深情一吻。

　　2006年之秋，狗患从未像以往那样引起关注。卫生部通报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印度的狂犬病第二大国。而越来越严重的狗患，已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

　　人类在对待狗的问题上也从未如此感情复杂：有不养犬者称，狗的肆意行为严重影响了居民安全，应该把狗从社区、从城市里请出去；养犬者则驳曰：狗也有狗权，何况狗是人驯化的，它何辜？

　　问号的背后，显然是这样一个事实：狗如果不咬人，不绕着电线杆撒尿，狗自然就不成为狗，这是它的天性。而反过来，所有的狗又都是可以被教育的。狗的行为出了错，责任不在于狗，在于养狗之人。

　　一个个人养犬的问题，在2006年秋天演变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显然令城市的管理者们伤透了脑筋。是收容？捕杀？还是限养？管理者们施出了他们认为见效最快的一种方式，尽管往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行政干预从未真正杜绝狗患。

　　在狗患的问题上，从来就有各方利益存在。而倡导一种文明养犬方式，已然成为城市的共识。当城市、人与狗和谐时，狗也便不成患。

　　南京:哈文进：负债养狗，我不后悔

　　700条流浪狗与一个生意人的破产史

　　特约记者 谢乌衣 南京报道

　　哈文进拿出钱包，翻了翻。包挺精致，钱却不多，红绿两种颜色的钞票，寥寥几张。略微迟疑了一下，她还是把钞票全抽了出来，递给了司机。

　　司机接过钱数了数，眉头皱了，“就600块？”

　　“对，你去买点鸭肝、碎肉，把这两天先对付过去。”哈文进肯定的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无奈。

　　“那……卷心菜今天就买不起了！”

　　“再想办法吧！”哈文进挥了挥手，示意司机离开。

　　年轻的小伙子没再吱声，揣着钱，转身下楼。

　　“看仔细点，肉一定要新鲜。”哈文进追着朝楼下喊了一嗓子。

　　2006年11月18日，立冬后的第十一天。从清晨开始持续不断的小雨，令南京城陷入了阴冷和潮湿之中。

　　上海路上，南京市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中心二楼。哈文进看着窗外的落雨，估摸着菜价会否因天气转凉而上涨。“700条狗200只猫，600元的肉食只够两天的。”她感叹。

　　“过了这两天怎么办？”记者问。

　　“拆东墙补西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四年前，哈文进并非如此窘迫。

　　当时正在经营图书批发生意的她，有房有车，出手阔绰。在最辉煌的2000年，为装饰那套位于玄武湖畔、被视为成功人士聚居的湖景花园的房子，她会飞到北京订购家具。

　　“虽然谈不上富有，但日子过得很滋润的。每天外出，身上没500块钱不敢出门。”但现在，36岁的哈文进说她的钱包里大多数时候数不出50元来。不仅如此，这四年中，她开的饭店盘给了别人，图书批发的生意停了，市值七十多万元的房子卖了，金银首饰当了……还欠下了30多万元的债。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把自己从一个家庭宠物爱好者变成从事流浪动物救助的社会工作者所付出的代价。

　　流浪狗“贝贝”

　　哈文进喜欢狗，也养狗。这是大多数支持救助流浪动物行为的人的共同特征。而她之所以在心态和行为上完成从“票友”到“专职演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与一条名叫“贝贝”的流浪狗有关。

　　1996年的一天，在自己常去的水果铺里，哈文进看到角落里拴着一只狗。水果铺的老板说，这是一只流浪狗，在水果铺寻找食物时被逮住了。

　　因为与她曾经走失的一只狗有着极为相似的眼神，哈文进不由心生好感，“于是我每天过去送点食物喂它。才喂了两天，老板说，别喂了，今天要杀了它做火锅。”

　　哈文进吓了一跳。跟老板商量，恳求刀下留狗。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花了300元，她把狗领回了家。回来后洗澡、剪毛，再仔细一看，狗的左眼是瞎的。

　　哈文进叫它“贝贝”，那曾是她走失的狗的名字。“它很自卑，出门溜达也低着头。路人看了都好奇，说这狗有只眼睛瞎了。”哈文进说，狗也是有自尊的，“它知道别人嘲笑它。”

　　越是这样，哈文进越是要打扮它。“我去外地，总会给它买衣服、风衣、帽子。”当时南京给狗穿衣服的还不多，贝贝这么一打扮，走在路上很受关注。

　　也许是因为爱屋及乌，贝贝的出现，使哈文进开始关注起流浪狗。当时她有一个饭店，经常会有被遗弃的流浪狗来觅食。哈文进就喂它们，吃完了，只要不愿意走，就留下来。

　　1996年到2002年，哈文进收留了约有20只狗。这些狗大多被她送给了朋友们，留在她身边的是两条分别叫“旺才”和“花花”的流浪狗。

　　“车卖了后，我现在出门就骑电动车。旺才就卧在我脚下，背的登山包里装的是花花。”11月18日，初见哈文进时，她没有骑车，而是挺着个大肚子沿街走来。走进屋，拉开厚实宽大的外套的拉链，一只花斑小狗蹦了出来。

　　“下雨，天冷，放在怀里，它也暖和。”36岁的哈文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许多，头发用根橡皮圈随意地扎着，也没有化妆。不知道四年前，曾经做过幼儿教师和健美操教练的她是否也如此打扮。

　　一个动物救助会的诞生

　　2002年，哈文进到北京出差。她有个朋友在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院，“我去看她，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说，哈文进你喜欢狗，我们这边有人比你更喜欢狗，家里有几百条。”哈文进很好奇，想去看看，朋友要上课，告诉了地址，让她自己去找。

　　就这样，哈文进见到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芦荻教授。这位现在年过八旬的老人，是中国最早关注动物福利的人之一。“芦老师是个很有趣的老太太，她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以前曾在中南海给晚年患有眼疾的毛泽东读过书。”哈文进说，“一个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一个文雅之人本来完全可以过上优雅舒适的生活，却跟那么多猫狗打起了交道。自己省衣节食，四处奔走，收容救助流浪的猫狗。”

　　受到感染的哈文进，当场从包里掏出3000元，送给了芦荻。而芦荻的做法，也给了哈文进以启迪。

　　从北京回来后，哈文进组建了“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会”，开始着手流浪动物的收容与救助。“操作模式和芦老师一样，收留流浪的狗，给它们食物和必要的医疗。”哈文进不否认自己当时很冲动，甚至认为，以自己的年龄优势、经济实力，她会做得“更快，更好”。

　　“我堂妹很热心，一下子收容了10多条流浪狗送了过来。”最先收留的流浪狗就养在湖景花园的住宅里，但很快遭到了邻居的不满。

　　收留的流浪狗越来越多，像芦荻一样，哈文进只得着手寻找自己的收容基地。为了给收留的流浪狗看病，哈文进又很快组建了自己的宠物医院。

　　与此同时，媒体的介入报道，使哈文进的举动吸引了大量支持者。“在2002年时，救助会登记在册的义工有200多名。”

　　义工的出现加快了流浪狗的收容进度。到2002年年底，“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会”已经收容了430只流浪猫狗。哈文进不得不雇了五名养育员，负责这些猫狗的起居饮食。

　　等到收容规模扩大到超出了哈文进当初预想时，她发现，自己的麻烦大了。

　　每天的开销越来越多，钱越来越不够用。“就几个月的时间，20万元就没了影。”哈文进不甘心刚刚开始的事业就此夭折，“硬挺也得挺着。”

　　2003年过年的时候，她当掉了金银首饰，换来几千块钱救急。“这些首饰到现在也没能赎回来。”

　　2004年，她不得不卖掉了湖景花园的房产。“车后来也卖了，用了两年多的车，1万块钱就出手了。”

　　等到一切都卖完了，进入2005年后，哈文进只能靠借款来维持正常的运作。

　　摊子大了，除了消耗资金外，更大的麻烦是耗费精力。“每天的食物要过问，既要便宜又要新鲜，只能一家家去询价；刚收的猫狗要注射疫苗，做手术治疗；领养动物的人家要走访，审核……每天总有一摊事。”哈文进只能做出选择：要么放弃原先的生意，要么放弃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救助工作。

　　她选择了前者。

　　哈文进说，做这样的选择并不是把流浪动物救助事业看得“很神圣，很崇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服气。“我的性格是，做一行就要做好，前面的经历也确实如此。”

　　外界有传言称，因为这个选择，哈文进与父母闹得很不愉快，还和男友分了手，“是有些矛盾，但这是私事，我不想过多谈这些事情。”哈文进拒绝就这个话题展开，但她表示，她和父母的关系已经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