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感叹“看病难、看病贵”的时候，武汉市金桥社区医生王争艳开出的处方，平均单张不超过80元，最便宜的一张，只有2毛7分钱。“小处方”让她有了众多的“铁杆粉丝”。她不是教授，也从来没有发表过高级别的医学论文；她的小处方，相对于一场复杂手术或一种疑难疾病的攻克而言，显得微乎寻常。“开贵一点的药，我实在下不了手。”她这句朴实的话语，和她的一张张小处方，像闪耀了28年的微光，传递出悠长的温暖。
这位感动中国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十八大代表王争艳，写了一段代表社区医生心声的鼓词，仿的是骆玉笙《四世同堂》里“重整河山待后生”的那段唱：千里传佳音，社区转“事业”，“家庭医生”进家庭，“健康档案”记健康，一腔无声血，万缕爱民心，为保民生争先进，盛世同庆“人民的好医生”。
一套白色的旧衣裳，一双深紫色的旧凉鞋，头发有些花白了，戴着一副眼镜，王争艳这位被武汉市人民政府颁给“上医之境”匾牌的“名医”，就这样一副装扮，和蔼可亲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说话语速快，音量大，常伴有手势，这是长期在嘈杂诊室里工作养成的习惯。她在采访中，两次说道，“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老百姓把这么多希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是不正常的。我打心眼里高兴‘百花齐放’，多有些‘好医生’，这是我的真心话”。
诊病的“老四样”
清晨7点，王争艳匆匆给自己灌下一杯牛奶，又从冰箱里取出前一晚的剩饭，放进包里，这是她今天的午饭。王争艳出门骑的是“老爷车”。8点不到，武汉市金桥社区卫生中心，病人们早已在走廊里排起了队。王争艳披上白大褂，走进诊室，一边向病人点头问好，一边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里面的听诊器、小电筒、棉签，再加上手上那块“老古董”手表，是她几十年来看病必备的“老四样”。
排第一的病人，是蕲春县的一对农民父子。他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王争艳的报道慕名前来。但他们的病历、检查结果、药物等都没带，只带了农合卡。王争艳认真地诊断出一些易治疗的小毛病，告诉他们平时要注意的事项。她详细地告诉这对父子，以后看病一定要带上病历，农合卡没有用，他们最好回蕲春治疗，如果乡卫生院解决不了，可以上县医院，县医院的新农合是很便宜的……她耐心地教这对父子以后在各级医院如何“看病”，最后一分钱的药都没开。
一上午，被病人围着的王争艳只喝了一口水。直到下午1点，她才拿出饭盒，放进微波炉里热一下，吃上了午饭。
让病人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是王争艳坚持了28年的行医准则。从医28年来，她平均单张处方从没超过80元，最便宜的一张处方只有2毛7分钱，那是为一名胃炎患者开出的一支止吐剂“胃复安”，而在同类药品中，最贵的针剂要达到100元一支。因为这份坚持，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小处方医生”。这些年，“小处方医生”为患者解决了不少大问题。
退休工人王建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辗转几家大医院，每月的医药费要800多元，可他每月的养老金只有一千元出头。无奈之下，他找到了王争艳。按照王争艳的治疗方案，王建生每个月只要花80元，血压一直控制得很好。
“您有什么诀窍，用这么少的钱就控制了我的病？”他问王争艳。王争艳笑笑说：“可开可不开的药，我从来不开；太贵的药，我会尽量找便宜但效果相当的替代品。”在王争艳看来，为患者节约一点就是一点，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在社区里看病，面对的大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我了解他们的生活。”王争艳对记者说。
王争艳开处方，从来不会为了小而小。在她眼里，处方其实并没有大小之分。“我只是本着医生的良心，尽量为病人着想，下笔时既考虑到他的病情，更兼顾他的经济状况。”
王争艳对于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过多的要求，她全部的幸福就来自于：“别人没治好的病，我给治好了；别人要花大钱治好的病，我花小钱就给治好了。”
出名后，不但是武汉三镇的市民前来求医，全国各地的患者都知道了武汉有个好医生王争艳。在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找她的患者总是排起长龙。面对不断找上门来的病人，王争艳感到史无前例的压力，她甚至害怕，“我每天都告诉自己，不能犯一点错。这么多人来找我，不能给‘好医生’的牌子抹黑啊！”
绰号——“青霉素医生”
王争艳有个绰号——“青霉素医生”。这是老百姓送她的，一是说她看病便宜，一支青霉素8毛钱，二是赞誉她行医干净，这样便宜的药肯定没回扣。在病人眼中，王争艳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医生，她看病从来没有私心杂念，只要是为了病人好，她从来顾不得自己。“青霉素虽然廉价，但很有效，只要通过皮试就能用，所以我经常开青霉素，”王争艳如是解释自己绰号的来历。
王争艳有一双女人中少见的骨节粗大的手。这双手就像一台精密仪器，可以在病人就诊的几分钟里基本锁定病源。她从不放弃“视、触、叩、听”的基本诊断原则，病人再多，她也不会省略这些“原始步骤”，必定要把病人的病史和病情问得明明白白再下笔。“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后看检查报告，是为上医。”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的王争艳，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一代名医裘法祖在课堂上说过的这句话。
同事们替王争艳做过这样的总结，来找王医生看病的，大都是四种病人：诊断不清的、以前看过病但效果不好的、经济条件不好的、得病后心里特别想不开的。
病人身上没带够钱，是王争艳时常遇到的情况。从几块钱的挂号费，到几十块钱的药费，甚至上百元的住院费，垫钱，成了王争艳的习惯。什么时候、为谁垫了多少钱？她说不记得了。“这个不用记，他们都会还的。”王争艳笑着对记者说。
一位来自郊区的农民因为感染，全身过敏，跑了多家医院，医生都说要打吊针。听说要花几十元钱，老农舍不得。王争艳给他开了几片抗过敏药，一共只需几元钱。老农连声道谢。王争艳又从身上拿出100元钱，递到老农手中，“大爷，您这几天要好好休息，不能干活了，这就给您当生活费吧。”一周后，身体康复的老农背着一袋东西来看王争艳，“王医生，这是我们自家做的红薯粉条。”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与爱的呼应更幸福的了。王争艳说，她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全因为病人的爱。她先后呆过多个门诊站点，每到一处，都有老病人辗转追随，又有新病人聚少成多。28年来，许许多多的病人成了王争艳的“铁杆粉丝”，无论她在哪里看病，他们都会跟随她。知道王争艳从不收礼，他们就买好水果或菜，等在她骑车下班的路上，看见她，就装成是偶然遇到，嘴上寒暄着，手里使劲把东西往她车筐里放。
王争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光顾汉口医院门口一家水果摊，因为只要她去买水果，老板肯定不收钱。在这家人心里，王争艳就是他们的大恩人。
2009年9月，经过武汉市民的无记名投票，王争艳在两万多名候选医生中脱颖而出，当选为“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投票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进行，但许多人坐上公交车，辗转半个武汉，只为了到投票点，亲手投王争艳一票。
工作到70岁
记者：您的家庭收入不高，但却经常为病人垫钱，家人反对过吗？
王争艳：没有！我们一家都是很务实执拗的，我丈夫比我还重视奉献，很少受社会外界的影响。比方说，我看到一个很造业（武汉话，可怜的意思）的人，就给了他100块，身上还剩100块。回家后跟老公说起这事，他就会说，“他那么造业，你怎么不都给他呢？”
记者：作为一名医生，您从职业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当今医患关系较为紧张？
王争艳：如今医患关系不好，有好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贵，再一个就是因为难。这个贵和难里面就包括，用我们武汉话讲就是“我心里是黑的”。我看了病后还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了症状后单子就开了，单子开了药就来了。出了医院后，心还是“黑”的，病人就会有意见。如果医生在这个方面多和病人沟通，让患者清楚了病情病况，意见就会少一些。还可以像海南试点的一样，引入第三方基金保险，不仅病人可投保，医生医院也可投保，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医患关系，免去医生后顾之忧。
记者：对于医改，您怎样看？
王争艳：关于医疗体制改革，早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推进的过程。老百姓体会得不明显，是因为改革正涉入深水区，只能慢慢来，逐步推进。医改要深入推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同时要做好基础健康教育工作。我建议老百姓，一般的病进社区看，普通检查进二级医院，急难危重进三级医院等，以期做到“分流有序”。
记者：您当选十八大代表后，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王争艳：当选十八大代表，一方面是群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而且越来越高，我感觉身上的时代感、历史责任感更加沉重了。另一方面，我当上代表不是因为做的很好，因为对病人好是应该的，怎么还被提到这个高度呢？只是刚好迎合了国家政策、时代和群众的要求，加上各级组织的培育，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记者：党代会召开时您准备反映哪些问题？
王争艳：这还用准备吗？平常老百姓都在跟我说“我想怎么样，您开会一定要说……”都烂熟于心了。群众的期望、医生的期望，我需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结合时代的实际情况提出稍稍能够“蹦起来、够得着”的问题。
记者：您的年纪很快就要满一个甲子年寿了，您将工作到什么时候？
王争艳：两年前，现任省委书记李鸿忠还是省长时，见到我说，“我看您还可以工作到70岁啊”，我想我应该可以做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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