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明镜似的西海，海中虽然没有龙，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歌声如天籁，从青海湖穿越而来，不仅穿越耳膜，而且穿越胸膜，直入心灵。比环法自行车赛早几天收官的环青海湖自行车赛，选手们该是如何留恋金瓶似的小山、喜欢明镜似的西海。
没有多少人知道那首动听得“过耳难忘”的《金瓶似的小山》来自哪里，词曲作者是谁。之前我也不知道。就像我们要感谢“西部歌王”王洛宾一样，今天我们要感谢一位名叫朱丁的新闻工作者我的同行，尽管他一如他的名字，小小一丁，在当今的百度百科、维基百科上找不到他的影踪。正是60多年前，朱丁在青海湖畔采访、记录、整理、再创作了《金瓶似的小山》的歌词，才有今天我们所聆听的脍炙人口的歌曲。
就是在青海，这样的“史料”也是近年才发掘出来的。当年歌词刊发在《青海日报》上，而且是夹在一个长篇通讯中。如今，朱丁已经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他的夫人、我的同姓人、原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徐沛霖健在，她回忆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和朱丁就由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志愿来到青海。解放初期，朱丁作为《青海日报》的外勤记者，曾经徒步行走或骑马到牧区偏僻的深山野岭、茫茫草原采访。在美丽的青海湖畔，看到牧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新生活的景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触动了灵感，在长篇通讯中，以民谣的风格写出了《金瓶似的小山》这首歌词……”
已经八十多岁的徐沛霖，把我们带进了1949年隆冬的岁月。原来，他们都来自大上海，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把自己年轻的激情，燃烧到了西部，燃烧到了青海，燃烧到了青藏高原……
1949年十月，“时间开始了”。这年12月，隆冬的一天，有4个年轻人从上海出发，奔赴青海。他们都是从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志愿去支援西部建设的。这4人，是徐沛霖、朱丁、江枫和庄本先。他们先是辗转西安和兰州，以后搭乘一辆运载羊毛的卡车，沿祁连山东麓的盘山公路向西前进。“坐在大卡车高高的羊毛堆上，四个人倚着简单的行李，背靠背，手指紧攥捆绑羊毛的粗麻绳，俯视脚下万丈深渊和怪石嶙峋的峡谷，默默想着未来的岁月……”
君住长江尾，今到长江头。朱丁、徐沛霖他们成了支援青海建设的第一批传媒工作者。虽说“一张白纸上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但一穷二白就是一穷二白。第一天晚上，作为女性，徐沛霖受到了特殊照顾，与其他女同事一起，挤在里头一个生了火的小房间；而三个远道而来的南方的男人，则睡在外面冰凉的长炕上，“他们的被褥都很单薄，零下20多度的天气，真是不胜其寒”。
第二年春天，徐沛霖奉调到西安的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西安”与“西宁”，一字之差，差距可大了。年轻而善良的女孩徐沛霖，在西安“咬着雪白的馒头”，心中想念的仍是“青海的三位同志生活是那么苦”，她偷空打了几双粗羊毛线袜，“连同一件厚绒线衫、一瓶鱼肝油寄给了他们”。后来她与朱丁恋爱了。这期间，天生的乐观派朱丁，以青春的激情，采写了大量报道，拍摄了诸多新闻照片；同时他对动听的民歌民谣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为了获得那些歌谣的原始材料，“他常跋涉于深山野岭、茫茫草滩；有一次，骑了一匹烈马，从鞍座上被掀翻落地，险些送了命”，这还真不是用轻飘飘的“采风”二字所能概括的。就是在这期间，他写下了《金瓶似的小山》，还把剪报寄给了远方的徐沛霖。
《金瓶似的小山》原词只有3小段，每段3句，简朴到极致，但它自然、流畅、形象，无论是读起来还是唱起了都朗朗上口、细细入心：
金瓶似的小山，
山上虽然没有寺，
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
明镜似的西海，
海中虽然没有龙，
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
北京城里的毛主席，
虽然没有见过你，
你给我的幸福却永在我身边。
“一切景语皆情语”，前两段是以比喻来写景，近观西海如镜，远观群山如瓶。东海、南海、北海之外的“西海”，在此就是青海湖。这里写山写水，颇有“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的意蕴，而且更进一步，没有寺、没有龙同样美丽得让人留恋。在西宁西边不远处的青海湖，又叫“库库淖尔”，在蒙语里就是“青色的海”的意思。它由祁连山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最大的咸水湖。
3年后的1952冬，徐沛霖回到了青海湖畔，她从西安重返西宁工作，除了因为有朱丁，重要的原因是她开始怀念青海的辽阔、雄浑的景色、纯朴的民风了。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徐沛霖的一句话让我深为感动：“如果说我第一次赴青海出于幼稚的热情冲动，那么第二次甘愿再回青海，则是一种比较冷静的理智抉择了。”这样的真话，尤其是前一句，不到一定的岁数，不经历一定的沧桑，是难以说出来的。
那个时刻，他们一定还没想到，自然条件的艰苦，还不是人生最难应对的。又过了3年，时间进入了1955年这一年，讴歌过“时间开始了”的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自己个人的特殊开始了，他一定没有想到，他能够把远在西部的、在媒体工作的小小一丁朱丁给牵涉进去。朱丁先生后来的同事王文泸，回忆朱丁的点点滴滴，那文字背后的沉痛感，慢慢地渗透出来：
朱丁是一个白胖子，胖而和蔼，说话如清风徐来，没有半点陌生感……但就是这样一个和蔼的知识分子，在1955年反胡风的运动中蒙冤，戴上沉重的政治枷锁，发配到海北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几年后反右运动风暴掀起，在省广播电台工作的爱人徐沛霖也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来到农场，一家人5口人，开始了从精神到口腹都极为窘迫的生活；“等冤案平反回到工作岗位时，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年华已消耗殆尽”……
哦，胡风胡风！他人在他头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胡来之风！如今的维基百科，这样概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风等人也因此遭到审判。该事件也与此后中国大陆发生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息息相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场文艺界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
胡风祸起于“三十万言书”，祸起于自己，祸起于萧墙，也祸起于“文艺战线”里的对手，更祸起于一个时代的制度环境。在一个非法治的时代和非民主的社会，人往往会成为制度之恶的化身。上面的人举旗，下面的人执刀。最高权威的一个旨意，会被一大帮人化作“为他人制造历史”的战术。“斗争”成了哲学，成了方法，成了手段，甚至成了目的。那是如何的“左”和“极左”！而来自解放区的周扬，来自国统区的胡风，终究成了势不两立，这算是殊途同归呢，还是殊途不同归呢？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我是比较早就读过的，那真是思想，那真叫激情，那也真可谓是书生。
尽管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不愿回首过去的伤痛的时代，可是，“30万字”之外，这样的数字如何让人淡漠、忘怀：
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
胡风自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熬过了监狱的漫漫长夜，尽管一度出现了严重精神问题，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认识了，但总算是活着看到了改革开放之肇始。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1988年6月18日，胡风案最终得到官方的彻底平反。从1955年到1988年，时间跨度长达33年。那狱中的苦难，外人是难以想象的。在“胡风分子”、著名作家林希所著的《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中，写到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10多平方米囚室的情形，写到胡风后来对夫人梅志说的话：“要到我写交代时，会给我拿张矮桌进来，我那儿只有一张六寸高的地铺，这时就得盘腿而坐写交代了。可能是腿屈得太久，坐得太久了，我得了严重的痔疮，经常流血，马桶的水都红了。最后疼得我下不了床，连放风都只好放弃，整天反扑在床上，日子真难熬呀！”（见《白色花劫》第360页）
《白色花劫》一书中，有较多的笔墨写到那些卷入“胡风事件”的其他人，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是作家、诗人；其中有专门一章《含恨而去的死者》，那是如何悲惨的记录呀！
文艺理论家、著名诗人、我的杭州老乡阿垅，1967年3月死于狱中，“身边没有亲人”。诗人、文艺批评家，在浙江省文联工作的方然，被列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1966年9月被发现死在一条水沟里，时年45岁。被称为胡风“四大金刚”之一的冯大海，一天深夜爬出河北小县城的牛棚，沉井自杀，时年40岁。1931年就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彭柏山，被关了19个月后获释，到了1968年4月莫名其妙去世，家人询问原因，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吕荧，被软禁、被强制劳动，精神失常，1969年因冻饿而死在劳改大队。诗人、作家芦甸也在劳改农场患了精神病，1973年在全身瘫痪后病逝。浙江绍兴的青年才俊、学者张中晓，因为他给胡风的信件被断章取义，就被认定为“最反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文革”中死于贫病交加，殁于盛年37岁……
经过地狱而活着回到地面的，那真是幸运呀！朱丁也是幸运的，他在西北被劳改时，生活条件更为恶劣。现在没有看到有关他在海北劳改农场被“劳动教养”的材料，可资参考的是，著名作者杨显惠的名著《夹边沟记事》，详细记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在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茫茫戈壁，几千名因言获罪的人们，如何被迫劳教或劳改。夹边沟劳改农场，位于甘肃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这里曾关押了近3千名右派分子，进行劳动改造，约有1500人饥饿而亡。
被“胡风事件”牵连、被定为“胡风分子”的，还有路翎、鲁藜、牛汉、绿原、贾植芳、谢韬、王元化、何满子、彭燕郊、曾卓、耿庸、罗洛等等。正直的智识者，总是宁折不屈的。但这个被“拿下”的群体也实在是太庞大了。受株连的2100人，以每家3人计算，就涉及6300人，事实上受害者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你与胡风素昧平生，因为有过一次平平常常的通信，因为听过胡风的一次演讲，甚至因为表示过对胡风一篇作品的喜爱，都可能受株连。不知道朱丁成为“胡风分子”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既然是“文字狱”，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都知道胡风案件的最高钦定者是谁。1955年的胡风案，是后来1957年反右运动的前奏，整肃之箭都是对着知识分子的。
我手头有一本厚大的《20世纪中国著名歌曲1000首》（海燕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我查了半天的目录，都未发现《金瓶似的小山》的标题，我感到奇了怪了，这样的名歌都没有收录？忽然悟到，这首《毛主席永远和我在一起》，可能就是《金瓶似的小山》，翻到979页，果然也。歌曲的署名是：藏族民歌，冰河曲。对老作曲家冰河的名字，我也不熟悉；而朱丁连名字也没给署，这也难怪长期以来人们不熟悉朱丁的名字了。
在我看来，好听的民歌更多的是在西部，就是新疆西藏。今人凭借那旋律新创作的歌曲也很动听、很感人，比如藏族歌曲风格的《天路》，屈塬作词，印青作曲，韩红演唱，那声音曲调，百听不厌。
作为“藏族民歌”，通常情况下词曲都来自民歌，词作家和曲作家予以改编和提升。看《金瓶似的小山》，前两段更接近于民谣，后一段再创作的色彩较浓。就是说，“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你，你给我的幸福却永留在我的身边”，应该是朱丁创作的成分更多。那个时候，那一种纯真和激情，是真实的存在。
世人评价贝多芬：“他讲出了自己的胸怀，结果唱出了大众的情绪。”这就叫共鸣。然而，激情没有变化快。北京城里的毛主席，在“时间开始”不到5年，就把讴歌“时间开始了”的胡风给“拿下”。而远在青海湖畔的小小朱丁，也稀里糊涂就成了“胡风分子”，被送进了劳改农场。“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你，你给我的幸福却永留在我的身边”，现实世界清晰地证明了“幸福永留”、“永留幸福”是不成立的，也是不存在的。遥远的强人和强权，要想给远方带来幸福非常难，带来苦难却极其容易，一顶帽子，一次刑判就够了。
今天你听谭晶等新演唱的《金瓶似的小山》，第三段歌词已经与时俱进地改成了：
东方那边的金太阳，
虽然上山又下山，
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
这样的改动，还是改得不错的。只说“金太阳”的意象，就可以理解成仅仅是写实的了。说太阳“上山又下山”，是客观事实的描述，当然，若是在“文革”，这“下山”一词是不可想象的。太阳带来“温暖”也是客观描摹，它并不等于带来“幸福”。
思想艺术是很神奇的东西，而时间比它们更神奇，光看时间的开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经受时间的淘洗。速朽很容易，不朽很困难。至少60多年过去，“金瓶似的小山”、“明镜似的西海”的歌词依然存活着。是的，不朽的是金瓶似的小山，是明镜似的西海，而不是“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歌名《毛主席永远和我在一起》，相比于《金瓶似的小山》，更是难以点燃听众的记忆力。不久前我重温童年时代看过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才发现里头夹杂着不少“讴歌”的对话、细节、场景，而在我的记忆里竟然是一点残留都没有。
朱丁和夫人徐沛霖后来都得到了改正，恢复了在新闻领域的工作。一个时代，改正了它曾经的错误。1984年8月，年届六旬、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朱丁，在外出修养途中，不幸病逝于南京，那里离老家上海不远了。南京北京，遥相呼应：第二年的6月，胡风也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那里离他老家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下石潭村好远。胡风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朱丁的遗体也安葬在青海省烈士陵园。
在上海世博会青海馆建设过程中，《金瓶似的小山》被发现是上海老乡朱丁作词的，于是，它带着朱丁的心灵，回到了上海这算是另一种叶落归根吧！
阿垅早年有著名的诗句，像落英一样潇洒、像宣言一般铿锵：“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作者徐迅雷系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这个世界的魂》、《只是历史已清零》二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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