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16年5月上海松江区的执法人员在取缔代孕点。
负责此次行动的松江区卫监所一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上述胚胎和受精卵分属于有登记姓名的6对夫妇,如何处置这些胚胎和受精卵分歧较大,该所请示的有关专家认为应该属于精子和卵子的提供者。鲜为人知的是,执法人员其实也主动联系过相关夫妇,但是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回应。该负责人表示,根据现有规定,被查实两次以上从事非法代孕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涉案人将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需求催生“代妈”职业,一次可获十几万全国的辅助生殖中心由100多家开到380多家,说明解决不孕不育的市场需求很大。”上海集爱遗传与不孕诊疗中心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孙晓溪说,2015年,在上海就有四万八千多对不孕不育的夫妻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做试管婴儿做了三万八千多对,增长速度很快。而根据中国人口协会2009年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国内不孕不育治疗失败率占66%,按此比例推算,最终不孕不育比例是13%左右。
孙晓溪介绍,大城市人们婚龄育龄延后等因素可能加重了不孕不育现象,特别是大龄女性更会遭遇生育困难,“很多患者是年轻时不想生,等想生的时候意愿又很强。”
在孙晓溪这里,年纪最大的女患者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成功产下孩子已是46岁的高龄,从数据统计来看,当时该患者生下孩子的几率连3%都不到,并且此前已经失败两次,是第三次试孕。“我之前也跟她说,机会非常小,建议她不要再做了。”孙晓溪介绍,但是,女患者本人非常坚持,好在她第三次移植顺利最终成功生下了一个男孩。
“代孕问题比较敏感,现在上海各生殖中心都是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孙晓溪说,作为临床医生,他也同情那些不孕不育的夫妇,很多不孕妇女不是不想自己生,而是因为子宫等问题自己没法生。
“我们中心门口常常有满地的小广告,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孙晓溪对记者无奈地表示,在他看来,代孕在医学技术上挑战不大,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法律和伦理。“不过,医生也只能是同情患者而已,有关规定禁止的,作为医生也是无计可施。”孙晓溪说。
“我有一个儿子,两岁半。”张艳(化名)告诉记者,张艳来自湖南省的一座县城,就在不久前,今年31岁的她又生下了一个八斤重的女婴,但是,这名女婴并没有张艳的基因,因为张艳是一位代孕妈妈。张艳坦言,自己离异又要扶养儿子,做代妈完全是出于经济压力的无奈选择,通过代孕获得的近20万元报酬除去买了一辆车,其他被她用作补贴家用。
在亲友面前“消失”的这一年时间里,张艳住在代孕机构提供的宿舍,三室一厅住了三个代妈和一个保姆,保姆住客厅,照顾代妈们的生活。代妈们生活上服从代孕机构的管理,不能上班,也不能回家,业余时间做微商赚点零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