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观”与“坑”——中国古代处理战场遗尸的惯例
中国古代有一项不那么文明的交战惯例是: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用以夸耀武功。
这是很早以前就形
成的惯例。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邲(今河南武陟东南)战胜晋军,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仗,大臣潘党建议将晋军阵亡者的尸体堆筑为“京观”,说:“我听说打败敌军后.要留下纪念物给子孙,使他们不忘武功。”而楚庄王却说:“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止戈’,力求不再使用兵器。国家用武是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做到了这7件才可以使子孙不要忘记武功。现在我使两国子弟暴尸野外,是残暴;出动军队威吓诸侯,未能戢兵;暴而不戢,也不能保大;晋国仍然存在,也不算有功;这场战争违背民众意愿,不能说安民;自己无德还和诸侯征战,何以和众;让别国混乱以为自己的荣耀,也不丰财。7项武德我一项都没有,怎么能够让子孙纪念?而且古代圣王是讨伐不敬者,将罪大恶极者筑为京观,是用这种最重的惩罚来警告坏蛋。这场战役中的阵亡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君尽忠,怎么能够将他们筑为京观?”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妥善埋葬。
从以上这段《左传》的记载来看,当时习惯都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筑为京观,而楚庄王另行解释了筑京观的意义,《左传》的作者显然是赞同楚庄王的说法,因此有意略去所有的有关京观的记载,并以楚庄王的这段话来批判将普通阵亡者尸体修筑京观的行为。
在《史记》中这样的记载很多,比如秦始皇在秦军攻下他少年时曾居住过的邯郸后,就下令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又“坑”460多个对他有怨言的儒生。而项羽也曾“坑杀”襄城守军,“坑杀”新安的20多万秦军战俘。
后世的史籍一直都保留这个传统,比如《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只是史学家认为是合乎楚庄王所言的惩治罪大恶极者标准的、或者至少是将阵亡的敌军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为“京观”;而认为根本是滥杀无辜、或者是屠杀战俘后将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之为“坑”。
见于史籍的这种“京观”记载很多。
比如418年夏国进攻关中地区,将东晋军队阵亡士兵的首级堆积为京观,号“骷髅台”。
隋炀帝征高丽失败,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
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
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
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
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有关“坑”的记载就更是史不绝书,几乎每个朝代都有。
比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200年曹操与袁绍军在官渡决战,曹操险胜,将一支被迫投降的袁军部队“尽坑之”。而《三国志.魏本纪》就不提这事
258年司马昭攻破诸葛诞盘踞的寿春城,俘获东吴援军,有人建议说这批吴军士兵不会真心归降,应“坑”之。司马昭没有同意,只是将这批俘虏迁离边境地区。可见当时仍然习惯对于用不着的俘虏都“坑”杀。
《晋书.载记》所记载的十六国大乱时期,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可见该书的“坑”记载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
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但是《宋史;田况传》的评论认为,田况就是因为坑杀降卒,导致“无后”。
《明史》记载明初功臣常遇春坑杀敌军俘虏,徐达阻止不及,以后徐达得以为全军统帅。
真正把这个传统的交战惯例停止使用的,倒是现在有些“民族主义”者很仇视的满清。清朝入关后,不再有这样的举动,屠杀结束后就地掩埋尸体,不再堆起来吓唬人。于是“京观”和“坑”才不见于史籍的记载。而一般人则望文生义的把“坑”按照活埋来使用——这在过去也有过,但比较罕见。
中国古代有一项不那么文明的交战惯例是: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用以夸耀武功。
这是很早以前就形
成的惯例。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邲(今河南武陟东南)战胜晋军,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胜仗,大臣潘党建议将晋军阵亡者的尸体堆筑为“京观”,说:“我听说打败敌军后.要留下纪念物给子孙,使他们不忘武功。”而楚庄王却说:“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止戈’,力求不再使用兵器。国家用武是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做到了这7件才可以使子孙不要忘记武功。现在我使两国子弟暴尸野外,是残暴;出动军队威吓诸侯,未能戢兵;暴而不戢,也不能保大;晋国仍然存在,也不算有功;这场战争违背民众意愿,不能说安民;自己无德还和诸侯征战,何以和众;让别国混乱以为自己的荣耀,也不丰财。7项武德我一项都没有,怎么能够让子孙纪念?而且古代圣王是讨伐不敬者,将罪大恶极者筑为京观,是用这种最重的惩罚来警告坏蛋。这场战役中的阵亡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君尽忠,怎么能够将他们筑为京观?”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妥善埋葬。
从以上这段《左传》的记载来看,当时习惯都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筑为京观,而楚庄王另行解释了筑京观的意义,《左传》的作者显然是赞同楚庄王的说法,因此有意略去所有的有关京观的记载,并以楚庄王的这段话来批判将普通阵亡者尸体修筑京观的行为。
在《史记》中这样的记载很多,比如秦始皇在秦军攻下他少年时曾居住过的邯郸后,就下令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又“坑”460多个对他有怨言的儒生。而项羽也曾“坑杀”襄城守军,“坑杀”新安的20多万秦军战俘。
后世的史籍一直都保留这个传统,比如《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只是史学家认为是合乎楚庄王所言的惩治罪大恶极者标准的、或者至少是将阵亡的敌军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为“京观”;而认为根本是滥杀无辜、或者是屠杀战俘后将尸体堆积封土的就称之为“坑”。
见于史籍的这种“京观”记载很多。
比如418年夏国进攻关中地区,将东晋军队阵亡士兵的首级堆积为京观,号“骷髅台”。
隋炀帝征高丽失败,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
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
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
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
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有关“坑”的记载就更是史不绝书,几乎每个朝代都有。
比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200年曹操与袁绍军在官渡决战,曹操险胜,将一支被迫投降的袁军部队“尽坑之”。而《三国志.魏本纪》就不提这事
258年司马昭攻破诸葛诞盘踞的寿春城,俘获东吴援军,有人建议说这批吴军士兵不会真心归降,应“坑”之。司马昭没有同意,只是将这批俘虏迁离边境地区。可见当时仍然习惯对于用不着的俘虏都“坑”杀。
《晋书.载记》所记载的十六国大乱时期,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可见该书的“坑”记载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
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但是《宋史;田况传》的评论认为,田况就是因为坑杀降卒,导致“无后”。
《明史》记载明初功臣常遇春坑杀敌军俘虏,徐达阻止不及,以后徐达得以为全军统帅。
真正把这个传统的交战惯例停止使用的,倒是现在有些“民族主义”者很仇视的满清。清朝入关后,不再有这样的举动,屠杀结束后就地掩埋尸体,不再堆起来吓唬人。于是“京观”和“坑”才不见于史籍的记载。而一般人则望文生义的把“坑”按照活埋来使用——这在过去也有过,但比较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