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15日
冰点特稿第525期
有偿不新闻？
本报记者 刘万永
2003年2月，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问题，教育部开始了一次大整顿，部长周济首次明确提出“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
2003年3月一天的下午，《鄂东晚报》记者们写了一篇名为《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的报道，但记者并没有急着向报社发稿，而是主动请胡校长前来“看稿”。
“他以为是表扬稿，一开始还说要请我们吃饭。”陶志东说，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先是发呆，后是发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我们报社现在很困难，相互支持一下吧。”记者们开了个价：1．8万元，做三个整版的宣传。我们拿着报社的正规发票，随时可以开。
学校四处托关系，最后找到《鄂东晚报》一位老总。老总回复：“写稿子是记者的权利。我还向你透个底，这个人写稿很厉害的。”找关系，请客说情，一番讨价还价，大河中学最后咬牙出了1．2万元。
“教育部部长周济被我们利用了。”一位《鄂东晚报》记者说：“我估计，报社一年从学校搞来的钱就有100万元。”
《鄂东晚报编辑部2004年部室创收规划》更是详细规定，2004年全年创收总任务为190万元，各部门每人上交的任务，最低1万元，最高16万元，普通记者2万元，老总5万元。
《鄂东晚报》规定，黄冈市区记者创收提成为23％，各县记者创收提成25％。
“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湖北黄冈市的黄梅县并不富裕，县里的大河镇中学更显得寒酸：没有气派的校门，嘟嘟轰鸣的“麻木”（出租摩托车）可以直接开到教学楼下。用了近20年的教师宿舍楼墙皮一块块地卷起，碰一下就成了粉末。狭窄的楼道上摆满了杂物，晾晒的衣物像万国旗随风飘扬。
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的办公室就挤在宿舍楼二楼。2003年3月一天的上午，《鄂东晚报》三名记者从麻城市“转战”来到了这里。
“当时正有几个人在办公室打麻将，”《鄂东晚报》记者陶志东说，“我们随便问了一下学校收费的情况，胡校长给我们看了收费的条子。”
几名记者注意到，条子是学校的内部收据。临走的时候，他们还和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这儿天高皇帝远，日子过得不错呀。”
记者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面见校长之前，他们随机找了几名学生询问学校收费的情况，下午，一篇名为《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隆重推出，但记者并没有急着向报社发稿，而是主动请胡校长前来“看稿”。
“他以为是表扬稿，一开始还说要请我们吃饭。”陶志东说，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先是发呆，后是发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我们报社现在很困难，相互支持一下吧。”记者们开了个价：1．8万元，做三个整版的宣传。我们拿着报社的正规发票，随时可以开。
1．8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学校四处托关系，最后找到《鄂东晚报》一位老总。老总回复：“写稿子是记者的权利。我还向你透个底，这个人写稿很厉害的。”
找关系，请客说情，一番讨价还价，大河中学最后咬牙出了1．2万元。
“我们管这种采访叫‘搞项目’或者‘办案’。”陶志东说，“刚开始时大家心里还没底，后来多了就知道怎么办了，有了好项目还相互瞒着。”
《鄂东晚报》记者“搞项目”、“办案”始于一次严厉的治理教育乱收费行动。
2003年2月，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问题，教育部开始了一次大整顿，部长周济首次明确提出“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省内各地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明确规定哪些属于乱收费。2月中旬，黄梅县有6名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3月24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再次提出“谁主管，谁负责”。
与此同时，《鄂东晚报》不断接到读者关于教育乱收费的举报，一场特殊的“新闻战”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那天报社召集所有人员开会，一位老总开始讲报社的困难，分析了当前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形势，然后提出了以打促谈搞创收的方案。”陶志东回忆说，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敲诈的手段，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会上，报社老总把黄冈市的11个县区划成几个片，每片安排2至4名记者。会后，记者编辑们自己又进行了微调。
为了更好地制造舆论氛围，行动前一天，《鄂东晚报》刊发了教育部、湖北省关于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通知，校长因乱收费撤职的新闻。一名记者采写的《明明白白交学费》也放在了显著的位置，并详细标明《鄂东晚报》所在的黄冈地区各类学校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标准。
临上“战场”前，记者们配备了足够的“武器”：数份本期的报纸，还有从报社财务部门领取的一沓沓空白发票。
记者们都很兴奋，“有报社撑腰，创收不成问题。”
几名曾经参与这一活动的《鄂东晚报》记者向本报介绍了他们“办案”的手法：先选定学校，找几个学生问学校收了多少钱，一共有多少学生，算出学校大概多收了多少钱，找校长见面随便聊聊。当天写完稿件后，请校长到宾馆“看稿”，当校长哀求不要发稿时，提出“报社困难，相互支持”，谈妥价钱后以“宣传费”或“订报费”名义开具发票。
“我们要钱有一个标准，比如这个学校多收了10万元，我们最低要1万元，因为还有其他单位向学校要钱，我们要多了学校也拿不出来。”
几名原《鄂东晚报》的记者向本报记者说，2003年2月到3月，《鄂东晚报》记者借着“治理教育乱收费”四处出击，以曝光要挟学校，除了闻名全国的黄冈中学外，几乎所有中小学无一幸免。“黄冈中学校长名气太大，我们搞不动。”
英山县也是一个例外，在11个区县中，英山经济最不发达，学校实在拿不出钱。
《鄂东晚报》记者说，受灾最严重的是黄梅县，记者去了好几拨。
“行动中，我们不断接到老总的电话，询问我们的进展，通报其他组的战果，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陶志东说，即使过了很长时间，报社一位老总还在大会上说，“我在家睡不着觉的时候还在想，黄梅县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搞？”
经济效益是可观的。一般一路记者走两三所学校，会带回1万多元现金，一时拿不出钱的学校也要谈好宣传方案。十几天的时间，报社创收近20万元。
“教育部部长周济被我们利用了。”一位《鄂东晚报》记者说：“我估计，报社一年从学校搞来的钱就有100万元。”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
“最近又有什么项目？”这句话几乎成了2003年《鄂东晚报》记者见面时说得最多的问候语。
“你真狠！”这是对创收多的记者的由衷赞叹。一些创收成果丰硕的编辑记者还被推举为“金牌杀手”。
但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记者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鄂东晚报》的所作所为已经和新闻职业道德格格不入。
为了让校长甘心掏钱，报社总编在发稿单上虚张声势地写上“此事很严重，以内参形式报温家宝总理、周济部长”等批语，然后交给记者恐吓当事人。
为了更多地创收，相当多的批评稿、问题稿被“换糖吃了”。而为了给出钱的学校一个交代，一个个冠名第一的学校宣传不断推出，导致很多读者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鄂东晚报》的报道。
2003年3月的集体行动后，创收活动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今年7月，一名记者获得一名公务员涉嫌嫖娼的新闻线索，《鄂东晚报》老总立即指示先写稿子，然后在发稿单审处意见上写明：“此问题性质十分严重，中央对队伍建设抓得很紧，一再强调从严治理，此件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以本报内参形式报中央政法委等单位。”
这名公务员看到这样的批示后，不敢怠慢，连忙给报社交了3000元了事。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直到现在，原《鄂东晚报》蕲春记者站记者熊军武还记得晚报老总在记者会上的讲话。
熊军武说，“我们过去也搞批评报道，那时候最有名的一篇是《某县法官卖证据》，全国轰动，记者也追求写好稿。”
因为热爱写作，2002年5月，熊军武进入《黄州晚报》，当年8月《黄州晚报》更名为《鄂东晚报》。今年5月，他却选择了主动离开。“我觉得这么搞下去，晚报早晚要出事。”
熊军武也有一次“配合”总部记者创收的经历。
今年4月，《鄂东晚报》接到一条线索，蕲春县某中学4名学生因被怀疑偷东西，被学校罚款1000元至2000元不等。
“报社派来了一个金牌杀手，调查出学校没有证据，也没有人到派出所报案。”熊军武说，“杀手”叫我约校长谈怎么处理，大家分工，他们做恶人，我做好人，讨价还价时，我就替学校说话，看在我的面子上少要一点吧。
最后，学校签了5000元的宣传费。
可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鄂东晚报》的操作方式了。一名熟悉的校长当面对熊军武说，“晚报就是你们的摇钱树和敲门砖”。
“记者在老百姓的心里还是高尚的，可这样搞不要说报纸黄了，我们连做人的机会都没了。”陶志东说。
陶志东认为，《鄂东晚报》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因为很多单位都认定，晚报记者采访什么负面新闻，无非是为了钱，给钱就能摆平。
陶志东说，《鄂东晚报》绝大多数记者是有使命感的，可自己心里也清楚，人家表面上对你陪笑脸，因为有短处在你手里，可背后会骂你什么东西！
“所以记者平时聊天时也自我安慰，马克思都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晚报也是在进行原始积累吧。”
主题词：创收
但陶志东等人认为，自己参与报社组织的新闻创收，并不是“瞌睡遇到枕头”，内心也是矛盾的―――搞这种事良心上过不去，不这样搞钱又没法生活。
今年30岁出头的陶志东对新闻非常热爱，尤其喜欢搞深度报道。几年前，《鄂东晚报》招聘记者，陶志东开始了他喜爱的新闻事业。后来成为一个部室的副主任。
《鄂东晚报》为《黄冈日报》的子报，1997年创刊。1999年到2001年，报社首次面向社会招聘员工，通过努力，报纸从4版扩为8版日报，发行量也从数百份上升到3000多份。2002年改名后策划了一系列新闻报道，扩为12版，发行量达到近7000份（另有一份《教育导刊》近1．2万份）。同时，晚报的发行网络和电脑办公网络建成。
2002年底，由于种种原因，《鄂东晚报》陷入资金困难，领导班子改组，办报思路发生急剧转变，从总编、部门主任到记者编辑、校对，人人有任务，个个抓发行，创收成了众多文件、会议的主题词。
也就是这时，陶志东的新闻梦被击碎了，因为他首先要生存。
《鄂东晚报》2003年10月28日发布的《驻地记者管理考核办法》规定，驻地记者每月浮动工资800元，其中200元与新闻工作挂钩，300元与发行工作挂钩，300元与广告挂钩，完成规定任务的足额发放，完不成的按比例发放。
《鄂东晚报编辑部2004年部室创收规划》更是详细规定，2004年全年创收总任务为190万元，各部门每人上交的任务，最低1万元，最高16万元，普通记者2万元，老总5万元。
《鄂东晚报》规定，黄冈市区记者创收提成为23％，各县记者创收提成25％。
一方面是严格的创收考核，一方面是高额的提成，在双重刺激下，《鄂东晚报》上下动员，借治理教育乱收费迎来了一次“繁荣”。记者注意到，《鄂东晚报》以教育报道为主的“教育导刊”、“教苑”上，几乎每条新闻后面都有一块广告，写着“某某学校协办”字样，这一现象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到2003年年底，发行量和广告纯收入都成倍增长。
然而，在经过2003年以学校为重点的创收之后，多数编辑记者开始难以完成任务。
2004年1月7日，《鄂东晚报》发布2004年发行考核办法，提出“三个不留空白”：实行部室分线包干责任制，做到黄冈市区的市直、区直及所属单位不留空白；实行部室分校包干责任制，做到市区学校不留空白；实行投递员分片包干责任制，做到市区内的社区、居民区不留空白。
奖惩是严格的。2004年5月10日，《鄂东晚报》印发了《关于对前4个月创收任务进行结账的决定》，对没有完成任务的许玉容等6人停发工资和福利，杨彦等2人每月暂扣工资50元，占月红等3人每月暂扣工资100元。
《决定》还“希望晚报全体工作人员以晚报为家，以事业为重，努力完成晚报分配的各项任务，停薪和减薪的人员要迎头赶上，争取在二季度完成创收30％的任务。”
同时，“为进一步确立以效益质量为首要考核目标的考核机制，经晚报总编办公会议研究，并经报社（指《黄冈日报》）领导批准，拟在下一阶段对以创收为主的部室实行以进度进行工资分配的制度，对新闻、后勤部室继续实行现有的考核办法。”
尽管如此，完不成任务的记者还是越来越多。截至今年9月30日的创收情况汇总表显示，《鄂东晚报》总共47名人员中，有32人没能完成任务的60％，其中19人甚至没有完成40％。
也就是说，按考核办法，超过一半的员工难以领到800元的工资，个别人甚至半年来没有从报社领到一分钱。
(本文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刘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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